浅析《巴黎圣母院》的美丑对照原则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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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题】浅析《巴黎圣母院》的美丑对照原则 【作者】刘会菊 【关键词】雨果 巴黎圣母院 对照原则 基督教二元论 人道主义 【指导老师】胥志强 丁世忠 【专业】小学教育 【正文】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早期的浪漫主义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最成功之处在于思想和艺术的多元化。它始终贯穿了作家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所提出的美与丑、崇高优美与滑稽丑怪相对照的创作原则。雨果的对照原则并非简单的衬托,不仅体现在甲事物与乙事物、丙形象与丁形象之间的对照,也体现在这些事物与形象的内部对照上。雨果的对照原则在《巴黎圣母院》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过去的许多评论家多数只谈到作
2、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些个性鲜明、生动形象的人物典型形象是小说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却很少深入研究这种魅力产生的根源:作者的“美丑对照”的美学主张在《巴黎圣母院》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情节与场景的对照上得到忠实的体现。正如丹麦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说的那样,这种对比手法“是建立在肉体与灵魂冲突的中世纪信仰上的一种对比手法”。[1](P23)毫无疑问,《巴黎圣母院》是一部爱情悲剧和命运悲剧。对于悲剧,恩格斯认为“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实际上不能满足的悲剧冲突”,[2](P346)而鲁迅则认为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3](P7)雨果在这部作品中正是通过这种“悲剧冲突”和对
3、有价值的“毁灭”的对比,勾画出了中世纪法国社会的广阔图景,体现了雨果以仁爱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思想。 一、雨果的美丑对照 维克多?雨果是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在雨果看来,艺术是顺应时代的产物,所以艺术必须要真实地反映生活,现实生活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造物主在创造人类世界的时候,就已经设置好了它的对立统一面,男人与女人、欢乐与忧伤、爱情与仇恨、善与恶、伟大与渺小等等。“大自然,就是永恒的双面像”,[4](P47)它无时不在变化着和运动着,然而对称却“无时不有,无处不有,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对照”。[4](P155)这一辨证的思想在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中得到了印证。他在《序言》
4、中特别强调艺术的基础是社会,他从基督教的肉体与灵魂、兽性与神性对立的神学观念出发,指出近代诗人应该全面地看到黑暗与光明、丑与美的并存和对照,从而获得新的觉醒。在雨果这一观念的影响下,近代诗人也开始赋予灵魂以肉体,理智以兽性,崇高优美以滑稽可笑,这一对照原则贯穿了《〈克伦威尔〉序言》全篇的理论线索,成为雨果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 在现实生活中,雨果认为,人在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是有两种敌对势力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他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某一种污点只可能是某一种美所具有的不可侵害的后果……。如果删掉了丑,也就删掉
5、了美。创作性就是由两个方面所组成的。”[4](P155)所以,雨果认为,艺术的任务就在于再现事物的对比,美与丑、崇高面与丑怪面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只有把美和丑统一在一个整体之中才能真实、完整地反映现实生活,才能更加生动地展现出它的艺术魅力。雨果说:“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人们需要任何东西都要有所变化,以便能够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是如此。相反,滑稽丑怪却似乎是一般稍息的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敏锐的感受朝着美而上升,鲵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仙显得更美。”[5](P2)这就说明,美只有在丑的对照下才会显得更美,给人更强烈、更深刻的感受。雨果
6、认为,“美只有一种典型,丑却千变万化”,[6](P37)“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 “戏剧就是滑稽丑怪与崇高优美的结合、灵魂与肉体的结合、悲剧与喜剧的结合。”[1](P51)“戏剧的特点就是真实,而真实产生于两种典型,即崇高优美与滑稽丑怪的非常自然的结合,这两种典型交织在戏剧中就如同交织在生活中的造物一样。因为真正的诗,完整的诗,都是处于对立面的和谐统一之中的”。[4](P30)雨果之所以要特别强调滑稽丑怪,因为他认为近代艺术的新类型是滑稽丑怪的表现,认为它是艺术发展的表征。雨果的小说创作和戏剧创作正贯穿了这种美学对照原则。在一般的文学作品中,美
7、只和善紧密地相联,丑也只和恶搭配。而雨果却把美与善、丑与恶贯穿在人物身上,他用极其夸张的手法和浪漫的笔调,运用纵横交错的对照,生动地把形象表现出来,从而使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给人一种震撼人心和无穷的魅力。 在创作实践中,雨果的对照原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表现在不同情境的对照上。在雨果看来,当艺术本身合符情理时,各种事物就会表现得很彻底,然而表现这种彻底性的最好方式则是对照。第二,表现在情节的对照上。小说由爱斯梅拉达的被劫被救组成,悲剧性的结局与遇险得救的对照,体现了善恶的冲突,使整部小说纵横跌宕、纷繁复杂。第三,表现在角色安排的对照上。雨果认为,将美和丑结合起来,通过美丑的对比突出美
8、的形象。正如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爱斯梅拉达与加西莫多的对照,就是运用对照原则,鲜明突出,增强了角色的审美性。第四,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光明面与阴暗面的对照上。在雨果看来,人的性格同时具有神性和兽性两个方面,“因为一切雄才大略的伟人,不论怎样了不起,身上总有愚蠢之处足以蒙蔽他的聪明。也正是由于这点,他们才打动人心,正是由于这点,他们才有戏剧意味”。[4](P26)例如,他在剧本《克伦威尔》中,塑造了在17世纪的英国一个性格多样化、复杂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克伦威尔的形象,雨果不仅写出了他的伟大与渺小,还写出了他内心世界的善与恶的矛盾性格。在对照中表现了一个形象化的“双重人格的克伦威尔”,突出了克伦威
9、尔既是一个欧洲的暴君,又是自己家庭的玩偶。第五,表现在从外在的形象和内在的品质进行对照。雨果认为,在创作中应该向观众展示出两个意境,要照亮人物的外部,同时要照亮人物的内心。雨果认为:取一个在形体上彻底丑怪的人物,把他安置在社会组织的最底层、最被人轻蔑的地方,用阴森可怕的光线,从各个角度照射这个丑陋的东西,却给他一颗美的灵魂,并且在这灵魂中赋予他最纯净的一种感情,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这种高尚纯洁的情感,在不同的条件下升温,你眼前将会呈现出他美好的一面:丑陋变成了美好,渺小变成了伟大,因而,我们看到了这种对照艺术在创作中的感染力之所在。 总之,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的美学理想,尤
10、其是他的对照艺术的创作原则,在他的《巴黎圣母院》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美丑对照原则在《巴黎圣母院》中的运用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运用对照原则进行创作的艺术典范。在作品中,作者构思了两个法庭、两个国王、两个王朝、;两种法律、两种审判、两个绞架;两个社会、两种场面、两组人物、两种命运。通过这种鲜明的对比,突出了作品的反封建性和反教会性。在小说中雨果的对照原则主要体现在情节与场景的对照,既表现为自然环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美丑对照和悲喜剧情节的穿插运用,还表现为用美丑对照原则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形成了人物间多方面的对照。 雨果独创的“对照原则”与人们常说的衬托对照手法是不同的,他的
11、这种手法更集中、更强烈、更鲜明。因为他的对照原则不仅体现在事物与事物,形象与形象之间,而且还体现在这些事物与形象的内部。雨果浪漫主义创作的核心理论就是“对照原则”,无论是在故事情节的设置、场景的描绘,还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雨果都极其喜欢用“对照”加以表现,由此可见,“对照原则”成了雨果浪漫主义创作的独特的艺术手法。 《巴黎圣母院》的故事情节纵横跌宕,曲折纷繁。小说中情节与场景的对照手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场景的描写上,具有典型的“对照”意义。故事一开始,中世纪法国巴黎的场景就展现在读者的眼前,那是一个的巨大盛会,教民们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到巴黎圣母院。在法院大厅里的舞台上,正上演着中世
12、纪的宗教神秘剧,让人觉得非常有趣的是,舞台上演员颇多,而且正在努力地演好自己的角色,而舞台下的观众却甚少,到了最后没有一个人在观看舞台上的表演。与此两相对照的是,观众们都被格雷勿广场上的那位埃及的吉卜赛女郎的歌舞表演所吸引。简直就是一人歌舞,万众应和。雨果精心构置的这两种场景的鲜明“对照”,是为了反映善恶两种势力的对照,反映人心向背的冲突,使作品增添了概括现实、反映历史的深度和广度。 第二,雨果喜欢“对照”地去设置和处理故事情节,主要体现在悲剧情节中巧妙地插入了一些喜剧情节,悲喜交织,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样既使故事丰富多变,又收到了良好的戏剧效果。在《巴黎圣母院》中主要描写了爱斯梅拉达不幸的遭
13、遇。在作品中,大胆地穿插了许多喜剧情节。首先,作家把这一惊心的悲剧安排在法院大厅的一场闹剧中,开篇的热闹与结尾的悲惨相映照,形成鲜明的对比。接着,在爱斯梅拉达悲剧命运的不断演进中,作家以变幻多端的笔法,使女主人公时而厄运临头,时而绝处逢生。法庭上聋子审聋子的闹剧,爱斯梅拉达在绝望中与生母意外相认的短暂团圆等,都和小说整体的悲剧气氛形成强烈的对照。雨果用人道主义的思想描写了那种惨痛失望到了极点的绝望中的母爱,催人泪下,震撼人心,深化了作品反封建、反人性的主题。小说中悲喜剧因素融合的特点,不但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冲突,而且增强了艺术画面的立体感,在美与丑、悲与喜的对比中,让读者从中受到更多的教益。
14、 第三、雨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大师,他不仅写出了传奇的情节与场景,而且运用美丑对照原则,塑造了许多生动、丰富的典型形象,把人物形象特点区别得更加鲜明透彻。 首先,人物形象间的相互“对照”,是雨果“对照”艺术的精髓,也是雨果浪漫主义创作中最得意的一招。雨果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两大类型。一类是被肯定的理想化的人物,一类是被否定的人物。这两类人物在作品中极其鲜明的“对照”着。正如在《巴黎圣母院》中的四个主要人物,雨果运用对照手法把他们分成两对:克洛德与弗比斯、爱斯梅拉达与加西莫多之间互为对照。第一对人物的心灵都是丑的,但他们又各有所不同,克洛德作为宗教的代表,他借宗教的教权和特殊的权力,对下层人
15、民极为狡诈、狠毒,简直就像一只毒蜘蛛,弗比斯却是一个外表帅气、穿着漂亮军装的贪财狂,他看重的是名门地位与钱财。而第二对的心灵都是美的,但也有所不同,爱斯梅拉达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姑娘,在面对神圣的爱情时,她是盲目的,不能分辨真假与美丑,只看到人物的外貌美,而看不清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加西莫多却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看到了人物的心灵美;在形体上,他们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加西莫多是一个奇丑无比的人,而爱斯梅拉达美若天仙,是一个形神兼备的完美人物。爱斯梅拉达不仅与加西莫多形成对照,还与克洛德形成对照,纯洁与阴毒是他们各自的特征,在作品中,爱斯梅拉达和弗比斯是另一对对照,即纯真与虚假的对比。加西莫多和弗
16、比斯之间,是貌丑心灵美与貌美心灵丑的对比。最后克洛德与加西莫多的对比,一个外表威严,发号施令,另一个却是只知道服从,头脑极其简单。一个制造阴谋诡计,非常恶毒,而另一个却非常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在紧要关头敢作敢为。由此可见,通过人物形象的相互对照,美的显得更美,丑的显得更丑。人物之间用无形的纽带联系起来,不可分割。 其次,雨果用人物自身也体现了美丑对比,肉灵对照。在雨果看来,在生活中的人身上,“有兽性,也有灵性;有灵魂,也有肉体”,[4](P58)是二元的。人肉体的形象与心灵的品格并不完全一致,外在美有时也藏着邪恶的用心,而内在美也可能配以奇丑的形象,人的美是具体多样性的统一。在《巴黎圣母院》
17、中,雨果用人物自身美丑对比来刻画人物,在加西莫多身上得到了体现。 加西莫多是《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他奇丑无比,他的外表之丑可算是造物主的杰作:一张“不合于观众幻想的几何图形的面孔”,“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4](P44-45)……再加上驼背、跛脚、独眼、聋子,更使他成了人们嘲笑、鄙视的对象,总之,他是所有丑相的结合体,但他是“最美的鬼”,因为他有一颗正义而善良的心,爱憎分明,具有正义感。于是,外在的渺小变成了伟大,畸形并没有妨碍美好的表现。在爱斯梅拉达伤心欲绝的时候,加西莫多为了开导爱斯梅拉达,唱了一首曲子,这首曲子提出了衡量人的美的标准:“别望着脸形,少女啊,要望那心灵。漂亮男子
18、的心往往丑恶,有些心灵里并不存在爱情.少女啊,枞树并不美丽,并不象白杨那么美丽,但它在寒冬里保持绿叶浓荫”。这首歌是加西莫多这个形象的写照和意义所在,也阐明了作者的美丑标准。加西莫多这个形象不仅在美学上具有价值,而且在道德观上也具有启迪的意义。人物的自我对照突出了心灵美的价值,内在美与外在美统一固然好,然而最重要的是内在美,即心灵美,心灵美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是决定一个人好坏的唯一标准。在雨果之前,还没有一个作家如此生动、充分、深刻地表现美与丑的统一。这种形式上的丑与内容上的美的结合,为后世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再次,人物不同阶段的性格进行对比,在对照中展示人物的性格的形成过程。《巴
19、黎圣母院》中的副主教克洛德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圣母院中的副主教克洛德是封建恶势力的代表,他借助宗教的教权,对下层人民非常狠毒,迫害无辜的下层人民。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通过人物性格发展的几个阶段进行对比描写,为读者充分展示出了一个在宗教教义与自然人性之间挣扎、煎熬的痛苦扭曲的灵魂,把这一反面人物形象描绘得更加复杂和丰满。克洛德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却没有选择志向的权利。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把他送到了大学区的朵尔西神学院去当修道士,他在弥撒和词典中长大,他潜心钻研,不问感情,这就形成了他自觉奉行禁欲主义的性格,但因家庭的变故,他不得不担起抚养小弟弟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他第一
20、次感受到了人情的存在,使他从冰冷、无情的宗教、科学的世界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并以极大的悲悯收养了被人抛弃的幼儿加西莫多。而自从爱斯梅拉达第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后,他那正常人的要求与欲望就被激起,他在宗教教义与自然人性之间痛苦煎熬,克洛德成了精神上的畸形人,并一步步走向对人性的灭绝。他对爱斯梅拉达的渴望不是出于真正的爱情,而是一种强烈的占有欲,“你或者属于我,你或者死去”,将没少女送上了绞刑架,克洛德由此变成了一个外表道貌岸然,内心阴暗、残忍的人,克洛德出现这种前善后恶的纵向变化,按作家的创作本意,大都是因为“心灵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7](P106)雨果通过克洛德不同阶段的性格变化,揭露出了宗
21、教的虚伪,它对人性的摧残,使美好的感情变成了罪恶。这正说明了宗教是如何一步步毁掉它的执行者,又是怎样借执行者之手来残害那些无辜者的。这样,就充分体现了作品反封建的主题。 最后,雨果为了塑造更加鲜明的人物形象,着重描写了《巴黎圣母院》中四个男主人公的不同的爱情方式,特别是加西莫多的爱情方式与克洛德的爱情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加西莫多在雨果的笔下是一个被人凌辱奚落的多情王子。他的丑陋、沉默和低贱使人们忽略了他的存在,而当爱斯梅拉达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时,便唤起了他多年沉睡的人性,点燃了他从不知道的所谓的高尚的爱情。在加西莫多的眼里,爱斯梅拉达是天真、纯洁、善良、美丽的天使,她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
22、自由性格的女孩,给加西莫多带来了人生的乐趣,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生命意义。加西莫多为了她所爱的女孩的幸福,牺牲着自己的一切,开始了他新的生活历程。从爱斯梅拉达第一次被带到巴黎圣母院广场的绞刑架开始,加西莫多为了保护爱斯梅拉达,为了能带给爱斯梅拉达想要的幸福,加西莫多忍受着自己的痛苦,对爱斯梅拉达进行着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会因爱斯梅拉达的一个微笑而欣慰,他想方设法给少女以欢乐,以自己微不足道的能力温暖少女受伤的心。当他发现爱斯梅拉达因失恋而痛苦时,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长达十几个小时的站在寒冷的路边等待少女恋人——弗比斯的出现,不但没有请来弗比斯,反而被那薄情负心的卫队长抽了一鞭。但是,加西莫多为了不让
23、爱斯梅拉达伤心和失望,他并没有将这些告诉少女,而将其隐瞒在心底。其实,加西莫多极其渴望得到爱斯梅拉达的爱,可是,他担心自己的爱会因自己的丑陋而灼伤姑娘,于是将自己的爱深埋在心底。他宁肯让爱折磨自己至死也不愿惊扰无助的少女。在他奋力的保护下,最终也没有能保住美少女。加西莫多看清了事实的真面目,他将罪魁祸首从圣母院的顶楼摔下,摔得粉身碎骨,之后,加西莫多追随爱斯梅拉达而去,与爱斯梅拉达的尸体紧紧相拥,这悲壮动人的爱情结局,就是加西莫多用血泪划出的爱情轨迹,这为传统的爱情主题凭添了新的魅力。 加西莫多是这样一位多情的王子,然而,克洛德的爱就不如加西莫多的伟大,他的爱是宗教魔树上的毒瘤,爱情在他那被
24、腐蚀的心灵土地上只能结出病态的果实。从爱斯梅拉达第一次撞进他的视野开始,他就开始了对美少女一次又一次的不轨行动计划。从街头劫持、跟踪幽会到暗中行刺,从编造假证、大显淫威到软硬兼施,从串通官府、煽动宗教到把爱斯梅拉达送上绞架处以死刑,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克洛德的爱完全是以失控的丧心病狂和无道的残忍迫害形式表达出来的。当克洛德本性中的爱的渴望被沉重的禁欲主义压抑得变得畸形、怪诞时,那本应该是堂而皇之的爱就变得畸形而邪恶。自克洛德疯狂地爱上爱斯梅拉达时起,他就被占有欲折磨得度日如年,就算要背叛教义他也愿意,他完全失去了理智的控制,可是,他这样的表达方式换来的却是爱斯梅拉达斩钉截铁的“不!”和回击他是“
25、不洁的妖僧”。这让克洛德犹如受炮烙之刑的罪人一样发出猛烈的叫喊:“那么死吧!”,于是,他在极度绝望中扼杀了爱人的生命。如果克洛德对爱斯梅拉达的爱情追求只限于他的有生之年,那么,加西莫多对爱斯梅拉达的爱的渴望可以说是由生到死,甚至是永恒不渝的。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不同爱情观念的对照描写,深层次地写出了人性美和人性丑的对照。克洛德的阴险、毒辣是雨果所要批评的,而加西莫多的善良正是雨果所推崇的,雨果希望用爱去拯救人类。 第四,雨果还经常描写理想社会来反衬现实世界的丑恶。《巴黎圣母院》是雨果浪漫主义小说创作的典型艺术范本,反映了鲜明的浪漫主义文艺观,其浪漫的艺术形象既寄寓了作者的理想有包含着作者对现实
26、的感受。雨果一生的生活道路极其曲折,在他漫长的经历中,他看到了黑暗的现实社会,他憎恨丑恶的现实世界,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就表现为通过对理想世界的描写来衬托现实世界的丑恶。在《巴黎圣母院》这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它的本质是用对照的原则来体现文艺的自由,即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上都伸张自由主义的创新精神。在《巴黎圣母院》里,既描写了男子的潦倒、妇女的堕落等社会贫困及黑暗现象,也描写了宗教的毒害和对人们的愚昧。雨果极力渲染乞丐王国的和平与团结,以及乞丐王国奇怪的法律制度,以对照现实社会的处处是绞架、处处相勾结的丑陋社会现象。通过这种别出心裁的对照,表达了对真、善、美的颂扬和向往,批判了封建贵族阶级的荒淫
27、和无耻,赞扬了下层人民的美好品德。《巴黎圣母院》虽然是一部浪漫主义文艺作品,但是,它并没有超越现实,而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想象和夸张的描写,通过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来揭示和批评现实生活的丑陋。 三、雨果美丑对照原则之根源 雨果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及其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的创作,标志着法国文学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在欧洲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他关于文艺的基础、本质思想,他的对照原则,在创作中既揭露和批判了僧侣的罪恶、卑劣,又蕴涵着对平民和劳动者的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塑造了一批具有类型化的鲜明人物形象。雨果小说中的人物为什么会形成如此鲜明的对照呢?归根结蒂,是因为雨果信奉信基督教神学。
28、 雨果的对照原则主要是受他思想中基督教二元论世界观的影响。雨果从小受信仰基督的母亲的影响,他长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这样年青时期的雨果宗教就在他的心中扎下了稳固的根基,虽然在他以后的生命历程中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他的宗教思想却始终没有改变,雨果在1881年8月31日自拟的遗嘱中这样说:“上帝、灵魂、职责,人类只要信仰这三重观念就足够了,我也不例外。这是真正的宗教,我在这种信仰中生活过,也在这种信仰中死去”。最后修改的遗嘱中仍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我信仰上帝”。[8](P702-703)著名理论家、诗人夏多布里昂更是令雨果佩服得五体投地:“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事无成”。其中夏多布里昂的名著
29、《基督教真谛》对雨果影响较大,《基督教真谛》为雨果展示了富有诗意的天主教教义,它与大教堂的建筑艺术和圣经中的大图画交相辉映……他很快由信奉母亲的伏尔泰的王权主义转为信奉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保王主义。他希望这能使他靠近富歇一家,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8](P92)雨果对自己的宗教信仰曾这样说:“有某个人存在着,我们掌握在他手中,我们知道他在注视我们,在召唤我们,将要判决我们,不可毁灭的避免一死的人的自我,面对创造了人,并且始终存在于他身上的天主,是负有责任的。”[9] (P92) 正象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基督教并不是希腊人的或其他民族的神灵的世界或神话:一种天然纯朴而未被分裂的信仰。恰恰相反
30、,基督教同时包含着一种高度的否定性,即现实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矛盾。这就是基督教的二元世界观。基督教世界观的一般观念是对自然和现实的否定,对精神却进行高扬,认为“精神的概念是历史的基础,而历史是精神自身的过程。”也即是说,基督教高度浓缩了认识主体回归到精神,避开物质和现实的愿望和方式。基督教认为,从耶稣死到复活开始,肉体上的一切形式则被精神取代了。基督教认为神就是心灵和精神,不是个别的特殊的心灵,而是在精神和实质上都绝对的心灵。这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他无影无形地高高地居在人民之上,是与感性存在相对立的、纯然的精神存在。上帝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精神已从原始混沌和物质中分离出来,从而产生了人与神、肉与灵
31、、物质与精神的分离,世界全都被二元化了,人也被二元化了。所以,基督文化实际上是以上帝为主体,以灵肉二元分离为形式的二位一体的文化系统。 雨果正是受上述思想的影响,他对文艺的理解基本上是从宗教的神性与人性,人性与兽性、善与恶、美与丑等二元对立的思想观点出发的,因此他在一系列文艺论文中常常从宗教的角度提出问题,论述问题,在他的《〈克伦威尔〉序言》中,他明确的表达了他对社会、人生的二元对立的认识:“一种精神的宗教,取代物质的、外在的多神教并潜入古代社会的心脏,将这个社会除灭,而在这种衰老的文化尸体上,播下近代的文化种子。这种宗教是完整的,因为它是真实的;它在教义与教仪之间,用道德深深地加以维系。它
32、开宗明义就向人指出,生活有两种,一种是暂时的,一种是不朽的;一种是尘世的,一种是天国的。它还向人指出,就向他的命运一样,人也是二元的,在他身上,有兽性,也有人性,有灵魂,也有肉体;总而言之,人就像两根线的交叉点,象连接两条锁链的一环,这两条锁链包罗万象,一条是有形物质的系统,一条是无形存在的系统,前者由石头一直到人,后者由人开始而到上帝”。[6](P26-27) 雨果正是从这种基督教的神学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出发,他认为世界万物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世界总是充满着美善、丑恶、苦乐等矛盾冲突,各种各样的事物总是通过不同的相互对立、对照的因素呈现在人们面前。基督教对人类这样说:“你是双重的......自
33、从基督教说了这些话的那天起,戏剧就创造出来了……从基督教中诞生出来的诗就是戏剧。”[6](P44)所以,我们在考察他的小说创作时不能忽视宗教对雨果的影响。“由于宗教使人认为人是两种元素构成的:动物因素和精神因素,肉体和灵魂,所以基督教时代诗歌是独具特征,就是迄今文学中互相排斥的两种因素——崇高和离奇——汇合在同一部作品里。”[1](P22)宗教的二元对立世界观是雨果艺术地把握世界的基本轴心:“雨果的口号是自然和真实,但同时,首先最重要的是对比,是活灵活现的对比,是建立在肉体与灵魂相冲突的中世纪信仰之上的一种对比方法,也就是一种二元论的浪漫主义。”[1](P23)上面所述,正体现了二元思想,即人
34、物与人物之间的对照,人物自身内部和外表的善恶美丑的对照等,。 善恶美丑的对抗是最有力的,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并非都是美的,但是作者为了写作的需要,使生活丑转化为艺术美。雨果认为:“美要为真服务”,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根据作者的需要都进入作品,把丑用作反映的客体,这时,对丑的塑造是为了间接的反映美,所以,真正艺术中的丑,绝不是丑的艺术。现实生活中的争名夺利,欺骗争斗等行为都是丑的范畴,不能成为观赏的对象,但是这些一旦进入艺术就不成其为丑,而转化为艺术美,从而获得一种特殊的审美价值。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采用美丑并存,善恶并存,黑暗与光明对立,丑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以丑衬美,使人们获得强烈的美
35、感。雨果在《莎士比亚论》中所提出的诗人应该反对恶势力的思想,不仅是他在理论上的主张,而且也是他自己一直坚持的信条和原则。雨果从人道主义出发,在创作中对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残暴统治、对法律的不公以及金钱的罪恶等都做过直率的揭露与批判。同时浓烈地表现了自己作品中的中心人物,并表现其崇高、美好的一面。作者正是通过这种美与丑的对比,达到想要的艺术效果,正如法国画家、作家维尔高尔在为了再版《悲惨世界》所写的序言中所说:雨果的艺术激流源于“良心在善与恶之间进行痛苦斗争的顶峰”,[10](P93)说斗争的“每一次高潮都是以善恶的冲突为原动力”。[10](P93)从雨果对美丑善恶的多重变奏中所倾听到的,也正是
36、如此。 正因上述思想,雨果用自然、社会、人类心灵中可能存在的一切现象,通过美与丑、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鲜明对照,谱写了一曲曲人道主义的赞歌。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含义是“博爱、仁慈、宽恕和道德感化”。他提倡人道主义思想,是要人们相信:“爱情、善良和仁爱能拯救人类;爱情是万能的,他的改造力量是创造奇迹的”。[11](P34)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雨果站在人民的立场,对崇高理想以及高尚伟大的情感的歌颂与追求。为了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便让善感化恶、战胜恶,以构成反差强烈的美丑对照。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就是把崇高、伟大的品质和感情赋予在被压迫下层人民身上,以此与残暴的统治者、冷酷而毫
37、无怜悯心的贵族小姐、弗比斯的玩弄女性的浪荡公子组成的贵族上层社会相对照,从而体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赞扬,对社会罪恶的控诉和愤怒。作家通过小说中神职人员本身对于教义的反叛来鞭鞑宗教的反自然和畸形,把宗教违背人性、扼杀人性的本质揭露得更深刻和更彻底,使小说反封建、反宗教的人道主义主题得以拓展。特别体现在雨果的第二时期发表的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和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等作品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时的雨果是一个极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在《莎士比亚论》里,他明确地提出了作家的职责问题。他说;“诗人生来既是为了威吓也是为了给予”。[4](P205)这里的“威吓”指的是诗人要勇于向黑暗的、
38、不义的社会现象作斗争,要公开表达自己的爱憎,要勇于打击敌人,“赞成善而反对恶,表白公众的愤怒、辱骂暴君、使坏蛋绝望、使不自由的人解放、使灵魂前进,使黑暗退缩”,[4]](P186)雨果蔑视所谓的“懦夫”,严厉批评歌德向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妥协的庸俗态度。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在拿破仑三世颁布大赦令时,许多人纷纷返回了法国,他却本着“诗人本来就是为了人民而存在”[4](P205)的信念,坚持斗争,拒绝回 去。他的《惩罚集》,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决不与恶势力妥协的革命精神 。 四、雨果美丑对照原则之本质 雨果作为文艺理论家,他的《〈克伦威尔〉序》、《〈欧那尼〉序》和《莎士比亚论》等理论著作为法国浪漫主
39、义文献宝库增添了色彩。文学要反映时代的精神,在新的时代呼唤下,新的文学产生了。疾呼“我们要粉碎各种理论、诗学和体系,我们要剥下粉饰艺术的门面的旧石膏”, [4](p58)不要继续去仿效古典主义所规定的“规则”和“典范”,而应该“用六把锁”“锁住各种清规戒律”。[4](p58)雨果的浪漫主义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产生的,雨果的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崇高与滑稽、优美与丑怪的对立统一。在创作中为了表现生活的真实,他主张将丑的事物也放进艺术创作中,他相信,审美对象有超越形式的层面,可以从一个较极端的现象中显示出来,那就是“丑”的现象。在广义的审美领域,不仅“优美”是正当的主题,“丑”也是正当的主题。这是“丑
40、”即是“滑稽”等现象,这里所说的滑稽包括一切丑恶黑暗、怪诞的事物。 雨果主张美与丑、悲与喜不应割裂,崇高面与丑怪面,各种人物相互对照,认为生活中的一切对照因素都应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指出刻画丑恶的目的是为了“在人类灵魂中燃起理想”,要求作家应怀着对美的理想来描写丑恶,怀着对光明的追求来揭露黑暗,提出文艺要“负有民族的使命、社会的使命、人类的使命”,诗人的职责是“为人民发出呼声”。 在浪漫主义这一大潮流中,为了适应文学的发展,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更明确地指出了文学要有与时俱进的“现实”与“时代”气息,因此,雨果在创作时语言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但这只是他为了文学的需要。在创作中,雨果高
41、呼艺术应追求自然与真实。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可能什么都是美的,但是为了文学的真实,而不应把丑与美分裂开来,所以,在新的时代文学的推动下,丑的事物也被写进了文学中。但雨果所谓的丑并非简单的现实丑,“他所主张的是丑的美学价值。他坚持,美只认为形式就是绝对的匀称,就是同我们的生存具有最简单的关系、最融洽无间的形式;而丑却是一种更其巨大而和谐的、我们无法充分辩识的整体中的一个枝节。他宣称丑具有千姿百态,而美却贫乏得很,只有一种姿态”。[1](p23)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并没有放弃对丑的刻画,这样,将美与丑进行着和谐的对比,正体现了作者的美学观念。通过些许美与丑的对照,深刻概括出了历史的真实性,也更深
42、刻地揭示出了作品反封建这一主题。 “雨果的口号是自然和真实”,这是无须怀疑的。在创作过程中,他希望他们的创作“同时从各个方面表现一切”,[4](p111)雨果认为,只有这样的艺术,才是“通过真实充分地写出伟大,通过伟大充分地写出真实”,[4](p111)两者是水乳交融的艺术。在《〈克伦威尔〉序》里,雨果提出“存在于自然中的一切也存在于艺术之中”。[4](p45)在这里,雨果所说的“自然”并非指以宫廷为活动中心的贵族阶级和以城市为活动中心的资产阶级的生活,而是指全部客观世界、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世界里的一切都像莎士比亚那样“把整个自然都装进自己的酒杯里”,[4](p166)从而创作出作品中的“
43、第二自然”,使作品更为完整。这样就打破了古典主义只注重表现贵族资产阶级的规定,使错综复杂的社会在文艺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雨果的“自然”概念除了包括现实生活以外,还包括“人性”。在《〈克伦威尔〉序》中,雨果说人是“二元”的,在一个人身上,他“有灵魂,也有肉体”,[4](p26)为了表现人的这种“二元”性,雨果主张把“滑稽丑怪作为崇高优美的配角和对照”,[4](p35)让“崇高优美将表现灵魂经过基督教道德净化后的真实状态,而滑稽丑怪将表现人类的兽性”,[4](p36)这就产生了强烈的对照,通过这种对照,升华真、善、美,深刻地揭示人性的美与丑。在《巴黎圣母院》中,通过这种强烈的对照,充分体现了决不与
44、恶势力妥协的革命精神,以及以人道主义为创作核心的思想。 结语 雨果常在作品里把滑稽丑怪结合崇高优美而又不使他们相混,情不自禁地把肉体与灵魂、兽性与灵智进行着冲突,体现着雨果美丑对照原则。《巴黎圣母院》是罕见的佳作,雨果在基督教的哲学批判精神的影响下,跨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从基督教的神学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出发,通过对这一美丑对照原则的运用,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雨果的创作核心——以仁爱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思想。为了达到这一强调的美丑对照原则,在作品中曾虚构出生活中不可能有的滑稽丑怪,也曾塑造出过分夸张以至失真的人物形象。作者把“恕”、“仁爱”的作用无限夸大,看作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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