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4期。
二十多年前，我帮助陈明先生整理准备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丁玲遗留物品时，看到这篇《杜秀兰》手稿（手稿整理稿附文后），当时很好奇，因为丁玲的作品我基本上都看到过，她晚年的作品几乎都经我手抄写过，但我从未见到，也未听说过这篇《杜秀兰》。当时我粗略读了一遍，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就把文稿拍照下来，想有空时仔细读读。
去年秋天，我在整理电脑资料时，找出《杜秀兰》的手稿照片，但由于视力下降，辨认阅读比较费劲，便推荐给上海师大的冷嘉老师，她是一位我很信任又很敬佩的学者，我期望她能分析解读一下《杜秀兰》。今年春节前，冷老师发来了《杜秀兰》的文字录入稿，说实话，把六七十年前的手稿辨认，录入电脑，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但冷嘉老师又耐心又细心，做得很好。这样就有了这篇一万九千多字的《杜秀兰》文稿。
这次我阅读得很仔细。当读到小说中林健老师向杜秀兰介绍他们村子的那一段话，更引起我的亲切感。他说：“咱们这一带村子，西边是山，有很多名胜古迹，东边是北京城，西南方是石景山钢铁厂、发电厂，北边是飞机场。”这不就是我们家居住的四季青吗！飞机场就是现在的西苑机场啊！这些文字一下子拉近了我和这篇小说的距离。再看描写的摘青椒场面，瓜棚里的洋铁壶，杜秀兰家小院的矮篱笆墙和门搭扣等，都很真实。我又查了一下我们整理的丁玲年谱，“1955年冬天，丁玲在等候组织处理期间，深入北京西郊采访成立高级合作社的情况。写短篇小说《杜秀兰》”。这样，这篇小说的写作时间和故事发生地，就基本明确了。
1955年，丁玲与周恩来交谈
《杜秀兰》应是丁玲1955年12月至1956年1月在北京多福巷家中完成。
丁玲当时的处境其实很不好。1955年从8月3日至9月6日，中国作协召开十六次党组扩大会，揭发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开完会，作协党组给中央写了《关于丁玲同志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丁玲正在等候组织对她的处理意见。凭空扣上个“反党集团”的大帽子，她肯定有一肚子冤屈。但是她并没有消沉，她先是要求随人大代表团去山东视察，1954年选举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她是山东省选出的人大代表，因为北京的人太多，名额又有限，就和各省商量，有些人就放到各省去了。丁玲曾经回忆说，她记得茅盾、赵丹、胡可都是山东代表。但是丁玲要求去山东视察没有得到批准。当时全国农村正在轰轰烈烈开展合作化运动，7月份毛泽东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10月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丁玲就提出，到北京郊区农村去体验生活，这样就去了西郊的四季青。
她曾经写到过这个事情。她在四季青遇见了白刃，白刃是北京市专业作家，1954年丁玲曾介绍他去文学讲习所学习。白刃在回忆录里也写到这件事，他说：“北京西郊四季青将成立高级社，丁玲同志到那里参加整社，组织上派我陪她去。”丁玲1980年给白刃的小说集写序时说：“我们一道采访，同在一对顽固的老农家里做思想工作，同在一群男女青年中劳动，一同听取区乡干部介绍情况，同模范人物谈经验；甚至在伙房里各人舀了半碗菜，端着饭碗吃饭……”。至今还留有丁玲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坐在炕头上，与白刃一起采访种瓜能手田复安和在老农家里做思想工作的照片。小说里写的种瓜师傅田祖安，应该就是以田复安为模特。
丁玲与白刃一起下乡采访
但小说的素材又不完全取材于四季青。丁玲一直提出作家要深入生活，“到群众中去”。从1953年辞去行政职务到1955年两年间，她六次去农村深入生活，三次到北京郊区，三次到河北农村。《杜秀兰》的故事发生在初夏，这与前一年6月丁玲去北京南郊鹿圈乡体验生活的时间很吻合。
那几天四季青高级生产合作社即将成立，丁玲似乎对这里的工作很投入，热情高涨，甚至不想离开，以致于陈明写信催她回城。原定9日他们要去沈从文家，直到12月8日丁玲还未回到多福巷，因为第二天就是新社成立大会。晚上十时半陈明给丁玲写信：“为什么明天不回来了呢？不是还要去沈从文家吗？果真不回来，得告诉严文井一声呀！这两天在乡下怎么样？我知道你会生活得适意，工作得愉快，但总还是把你看成小孩子似的不放心，因为你的确有时太天真，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在家里那两天晚上你咳得厉害，现在好了么？什么时候我可以让车子带着我到你面前呢？今天接到二分支的通知：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在二十二号开党的小组会（你组和创委会两个小组合并），你回来参加吧？明天不回来，后天一早一定得回来，是不是？照相机内装的是新胶卷。明天开新社成立会，祝贺你有这末好的机会，多拍两张吧。”（据原信，未发表）根据这封信，丁玲去四季青，应该是1955年12月初，起码12月8号她还在四季青。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
李向东和王增如
丁玲说过，“她近不得生活，一挨近生活，便有创作的冲动”。这次来到四季青，她也是收获满满，有了“创作的冲动”，一回到多福巷，便开始写《杜秀兰》，写到兴奋处，还要念给陈明听，完全忘记了她还是“戴罪之身”。
12月27日至30日，中宣部召开会议传达中央266号文件，就是批发中国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进一步揭发批判丁玲、陈企霞。参加者有一千多人，陈明也参加了，但是没有通知丁玲，因而她对中央批发作协党组报告的事一无所知。陈明晚年回忆说：“我去听了这个报告的传达，我认为没有一条是真的，全是站不住脚的牵强捏造。我开完三天会晚上回来，丁玲还是在埋头写她的小说，见到我就说：‘我把我写的念给你听听。’我不忍心直接告诉她，就婉转地说：‘你是不是把这小说暂时停一下，我最近听说中央有个文件是关于你的，你应该向组织要求给你看一看。’”
丁玲正在写的应该就是《杜秀兰》。我们在编辑《丁玲年谱长编》时，其中有一条：1956年1月10日，丁玲修改小说《杜秀兰》第一章。这就是陈明提供的，这也说明小说的写作时间是1955年12月至1956年1月。
王增如、李向东编：《丁玲年谱长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丁玲在这篇小说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些农民身上有落后思想（杜秀兰的父亲杜洛刚），这是推广开展合作化运动的阻碍，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丁玲和白刃在四季青时，就去一家“顽固的老农家里做思想工作”。丁玲在陕北，在晋察冀就跟农民有过密切交往，她对农民有很深的感情，喜欢他们的勤劳、善良、淳朴，但是也看到他们身上自私狭隘的东西。要搞农业合作化，就必须要教育农民，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在陈明收存的丁玲遗作中，还看到过一封丁玲未写完的书信，时间是1954年5月，收信人不详，可能只是一个读者。信里有这样一段：“最近我走过了一些农村，我现在还在乡下，我真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在农村的需要。农民有他们淳朴的地方，但这种生产方式的确使他们保守。我们经常从上面有些工作布置，学习了，整党了，普选了，什么运动的施行了……这都是对于农民的教育，但这些工作以我看来，都不够深入，不够经常。农民是非常可爱的，他们是愿意跟着工人阶级走的，他们对共产党也是极为相信的，说什么听什么。当他们觉得应该为革命贡献力量的时候，他们什么都可以拿出来，丈夫、儿子、自己的生命。但当和平时，有了地，有了房子，有了妻子儿女，他们忙于自己的生产，他们对于继续努力、为公忘私的劲头，就不像以前那样大了。我先声明，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是这样，而是我现在所走的几个村子中感到的，这当然还是与我们的工作有缺点有关系，但的确有这种现象。我们不能怪他们，而应该说我们工作做得不够。我们要多多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教育他们……”这些话，这些想法，实际上也体现在《杜秀兰》这篇小说中。
1981年7月27日在佳木斯宾馆。左起姜英杰、梅仪慈、谷峪、丁玲、郑加真、王增如、杨桂欣、陈明
内容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美编：崔琦 二审：辛昭瑞 三审：王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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