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先秦众多思想流派的文献之源

《尚书》首先是儒家的文献之源

由于春秋后期至战国中，周室王道衰微，天下大乱，很多思想家为挽救时局，其著作多涉及治国思想和发展自家一派学术思想，故都要利用《尚书》。从图书馆学文献学的角度平心而论，《尚书》不只是儒家的经典文献，同时也是先秦众多思想家的文献之源。就是说，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多个学派的思想都可以追溯到这部经典。可是，自古以来，《诗》、《书》、《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等经书一直被儒家奉为自己一家之经典文献，称为"元典"。学界从无疑义。其实有失偏颇。《周礼》、《仪礼》、《礼记》、《春秋》，确属其一家之文献没错。孔子做过"修诗书，定礼乐"的工作，但是，《诗》、《书》、《易》的原作者并非儒家，《诗》是各类文人和民间百姓所咏，作者并非都是儒家；《书》是高层统治者的言行由史官所作的记录，《易》是占筮人的筮词记录，孔子并未对这些文献修改其内容，把这些文献都归入儒家文献，也就把这些作者归入了儒家，显然欠妥。在《诗》、《书》、《易》诞生之时，还没有儒家、道家、法家等这些学派。因而这些文献是各个学派共同的精神财富和文献之源，各学派都从中吸取了学术营养才得以形成和发展。《尚书》尤其如是。顺便一提，先秦儒家并没有作这样的归属。

从目前保存下来的《尚书》来看，没有儒家的学派概念，儒家确实从《尚书》吸取了思想营养才建立起其学派。据《论语》"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说明"儒"者已经存在，先于孔子，是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据《说文解字》也称"术士"。正式建立是孔子的功劳，孟子使之发展而达到完善。

对"礼"的本质、因革、作用作了理论上的创造和广泛的宣传教育，是儒家的特点。而这正是从《尚书》中挖掘和传承下来的。《尚书》记载的帝王们甚重礼制典章，《尧典》有尧帝问"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这个"三礼"指天事、地事、人事三礼。《皋陶谟》有"天叙有典，秩我五典五惇哉！天叙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就是说上天规定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等级尊卑。

主张礼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儒家思想的显著特点。以礼治国同时辅之以德治是儒家始终主张的治国方略。《论语·为政》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典型的例证。就是说，既要用礼法施控，又要讲究德育，使老百姓知羞耻而不犯法。到孟子，进一步发展到"仁政"的主张。而这正是从《尚书》中发扬出来的圣王治国精神。《皋陶谟》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尧、舜、禹等实行的也是德政，顺天敬民。《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咸有一德》专讲德政的重要，伊尹语重心长地说"呜乎，天难堪，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廢常，九有以亡。"因此，儒家又大力宣传仁义德教。正如西汉刘向所说："儒家之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汉书·艺文志·七略》）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哲学思想，儒家历来重视。《礼记》中有《中庸》一篇，后来的儒家抽出来作为四书之一。此篇记载了孔子的有关中庸思想的言行。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他赞美舜帝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从容中道，圣人也。"这其实就是从《尚书·大禹谟》舜帝对大禹的廷训中发掘出来的。舜帝对自己选定即将让其登上帝位的大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里的"允执厥中"就是要诚实地执行中道。因此，这4个字被他的学生收进了《论语·尧曰》篇。

《尚书》也是道家的文献之源

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老子大孔子20岁。他是一个史官，叫"守藏史"。即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西周有一个重要的政府机构叫"天府"，分守藏祭祀用的神器和图书档案两个部门，后者即国家图书馆。老子曾两度任此公职，故有机会阅读《尚书》等重要文献。道家在汉代亦称"九流"之一。

道家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发展了"道"的概念。任继愈的《老子释读》说："只有老子的《道德经》把‘道'作最高范畴，集中阐发，提到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老子是第一人。"这是高度而中肯的评价。但《老子释读》前言里又说："道是老子第一次提出的新概念"。这样赞誉老子，则太过。"道"这个概念恐怕不是老子第一次提出来的，理由主要如下：

《老子》第一章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说明"道"和"名"是个现有概念。四十一章又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说明在他以前已有"道"的概念了。比他小20岁的孔子也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并且《国语》、《论语》、《礼记·礼运》、《周易·系辞》大量使用过"道"的概念。说明当时社会上已普遍使用了"道"的概念。《道德经》四十一章还说："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道隐无名。夫唯道善成。'"这里"建言"是书名，《老子释读》亦持此说，即《建言》一书说过这些话。"道隐无名。夫唯道善成"之"道"字是明显是指哲理。而这是先于老子的。

"道"的概念和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源于《尚书》。夏、商、周圣王是很重"道"的，并以此作为政治的理论根据。如果说《皋陶谟》里讲的"天叙"、"天秩"、"天命"就是后来讲的还没有形成概念的"道"，则《大禹谟》已经明确了这样的概念。此篇有大臣益与舜、禹讨论政事的发言："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又有"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洪范》则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正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顾命》里说，"皇天用训厥道，付卑四方"。

道家认为，道是客观存在而又是其大无比、精微无比的对象。认为"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第25章）认为最深层的"天道"或"大道"则要靠自己去感悟。他认为"道"之精微，可以神会，不可言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第21章）而这些都是来自《大禹谟》舜帝所说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舜帝对即将登上王位的大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里就讲了"道心"要追求精微。如何精微？老子的上述议论已经发挥到了极致。

道家强调国家管理人员要"悟道修德"。他写《道德经》就旨在"道""德"二字。他在第38章里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这说明，道家是最重道的，其次是德。仁、义、礼是排在后面的。重德，这与儒家相一致，其余则有差别。重道，并发展为哲学理论也是源于《尚书》。《皋陶谟》有大禹的讲话："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能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哲"即智慧明道；"惠"即行德政。因此，道家主张"道"要精微，"德"要厚实。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就是在《尚书》的启导下发展起来的。

道家还特别注重"惟一"二字。在《道德经》第39章，还专门论述了"得一"的价值，说了很多"昔之得一者"之后，总结说："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不仅与《大禹谟》舜帝说的"惟精惟一"一致，而且受了《咸有一德》的影响。此篇说："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庄子·知北游》说"圣人故贵一。"

《尚书》还是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家的文献之源

《尚书》不仅是儒家、道家的文献之源，还是墨家、法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文献之源。

墨学是先秦一大学派。《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略晚于墨子的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墨子出身卑微，当过制作器具的工匠，是手工业者，他自称"贱人"。墨子的"兼爱"思想反映了下层阶级的政治要求，受到广泛欢迎和传习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后来受到打压和排挤，不能不说与战国时的混乱政治有关。

墨家的最大特点就是提出了"兼爱"这一伟大理想，虽然太超前，在当时不可能实现，但对百姓和仁人志士有着永久的魅力。儒家主张的"仁"有亲亲、忠君和爱人三个方面。其"仁者爱人"影响很大，但是儒家的"爱人"是有差等的。墨家的"兼爱"则主张消除一切等级观念，一律平等相爱。在那战国时代天下大乱之际，国与国、诸侯与诸侯、君与臣、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种种矛盾十分突出，难以解决，墨子认为解决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办法就是"兼爱"："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下》），即要相爱互利。说："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独知爱其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欺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墨子·兼爱中》）认为"兼即仁义矣。"（《墨子·兼爱下》）墨子认为这就是应当采用的"治道"，即治国之道。墨家的这些思想来源一方面反映了下层百姓的要求，另一方面传承了《尚书》圣王的思想。他说，怎样治国？"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如上所述，这正是从《皋陶谟》里所说的"天叙"、"天秩"、"天命"、"天罚"得到的启发。他说："奚以知天之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子·法仪）这不正是《尚书·汤诰》所说的："天道福善祸淫"吗？若兼爱，"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欺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他显然希望再现原始社会那种大公大爱盛况，正如孔子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他也极力赞美三代圣王，说禹汤文武兼爱天下百姓，故天福之。说武王祭祀泰山，人们传他祷词"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维予一人。"这些都是他受《尚书》影响所致，其中直接引用了《泰誓》的句子，只是"若"字原为"如"字；"万方有罪，维予一人"原为"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此外，他的《非乐》、《非命》等也都受到《尚书》的影响，其中不乏直接引文。

法家是研究治国方式的学派，是战国时期提倡以法制为治国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亦列为"九流"之一。其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思想影响极大。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汉朝继承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奠定了我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代表人物有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可谓集法家之大成。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法家的思想来源一般以为来自管子，其实应进一步上溯至《尚书》。

《尚书》很多地方讲到政治制度和法治问题，《吕刑》、《立政》、《周官》则为专论。管子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周书》曰：‘国法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法，则不祥；国更产法以典民，则不祥；群臣不用礼仪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侍者离法而治，则不祥。'故曰：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曰：‘法'。"这里直接引用了《逸周书》的论述。他对《尚书》中的法治言行总结说："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管子·任法》）"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管子·法禁》）就是说，法令是存亡发展的关键。

荀子本属儒家，后来成了儒家的左派，主张人性恶，主张法治，成了法家的一员。他说："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免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事明而私事息矣。"这就是法治，其理论根据就是接着引用的《书》曰："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这个《书》即《尚书·雍征》，其中还有"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这是强调法令要强于慈爱，国家才会得到治理。

阴阳家也是战国秦汉名声显赫的一家，著述繁多，影响甚大。《汉书·艺文志》著录就有21家，369篇。这个目录没有著录的还有20世纪后期出土的，如马王堆帛书《五行篇》、《五星占》、云梦睡虎秦简中的《日书》等。阴阳家的理论，是以元气与阴阳结合的观点把众多不同类的事物统统按五大方面匹配联接成一个囊括一切的宇宙模式和文化体系，用以说明人、自然界、社会间的种种复杂关系。从先秦到汉代，阴阳家学说最为盛行，渗透到了哲学、自然科学、社会政治伦理等领域，对古代的天文、气象、音乐、医学的形成发展都产生过很多影响。这五大方面就是所谓金、木、水、火、土五行。所谓阴阳，是古代的哲学范畴。古人仰观、俯察取类比象，将自然界中各种对立又相联的现象，如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等抽象归纳出"阴阳"的概念。李学勤先生指出：早至虞舜时代，舜帝就开始了"测阴阳之物"的实践。春秋时代孔门的《易传》以及老子的《道德经》都对阴阳做了系统论述。阴阳理论已经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哲学，历法，国学，美学，中医，书法，军事，外交，计算机科学，物理科学，传媒学，建筑堪舆，占卜等等领域。这都说明是受《尚书》的影响。又《尚书.周官》有"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

至于五行则出于《洪范》篇。其记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幸，稼穡作甘。"这就是原始的五行说，后来在《周易》等书和汉代的今文经学派的文献里得到极大发挥。

总之，《尚书》是先秦多个学派的共同的文献之源，从事传统文化研究以吸取精华，不可不珍视之，包括还对后来的哪些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都有深入发掘的必要。（朱建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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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墨翟.墨子.[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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