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社会的科学风险反思》毕业学术论文.doc 55页

PAGE 2 中图分类号： 单位代码：10231 学 号知识经济社会的科学风险反思 学科专业： 科技哲学 研究方向： 科学认识论 作者姓名： 指导教师： 教授 教授 二〇〇九年六月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science risk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society Candidate ： Song Xiaoguang Supervisor ： Prof..Sun Yuzhong Speciality ： Prof.Sun Mutian Date of Defence ：June, 2009 Degree-Conferring-Institutio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目 录 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I II 目 录 摘要…………………………………………………………………………………Ⅰ ABSTRACT……………………………………………………………………………Ⅱ 绪论……………………………………………………………………………………1 一、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1 二、 研究的历史和现状…………………………………………………………2 三、 研究的主要内容……………………………………………………………5 第一章 风险问题的历史追溯…………………………………………………………6 一、 风险含义的历史考察…………………………………………………………6 二、 风险的分类…………………………………………………………………8 三、 风险的特征…………………………………………………………………8 四、 风险的历史形式……………………………………………………………10 （一） 农业社会的风险状况…………………………………………………10 （二） 工业社会的风险状况…………………………………………………11 （三） 当代社会的风险状况…………………………………………………13 第二章 科学风险的理论规定………………………………………………………14 一、 科学风险的形态学研究……………………………………………………14 （一）潜在风险………………………………………………………………14 （二）现实风险………………………………………………………………16 （三）背景风险………………………………………………………………17 （四）科学风险与技术风险、工程风险……………………………………18 二、 科学风险的发生学研究……………………………………………………20 （一）科学风险产生的科学语境……………………………………………20 （二）科学风险产生的社会语境……………………………………………25 第三章 科学风险的演变进程………………………………………………………27 一、 小科学时期的科学风险…………………………………………………27 二、 工业社会的科学风险………………………………………………………28 三、 知识经济时代的科学风险…………………………………………………29 （一）知识经济社会及其特征………………………………………………29 （二）知识经济时代科学风险的嬗变………………………………………32 第四章 当代语境下科学风险的规避………………………………………………37 一、 知识经济社会孕育多重科学风险的条件………………………………37 二、 知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科学风险的量与质…………………………38 三、 科学风险是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源之一……………………………39 结论…………………………………………………………………………………42 注释…………………………………………………………………………………43 参考文献………………………………………………………………………………46 攻读硕士学们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50 原创性声明、使用授权书……………………………………………………………51 致谢……………………………………………………………………………………52 摘 要 摘　　要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就是与风险抗争的历史。自人类出现以来，首先就要面对形形色色风险的考验。人类对于风险的恐惧导致了宗教的兴起，而科学作为应对风险的手段也在实践过程中成长。而当我们跨过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而步入知识经济社会后，人们突然意识到作为应对风险手段的科学本身正在成为一个最大的风险源。科学与无知到底是谁对我们产生的风险更大？到底是何者在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和人类命运? 学术界关于“科技风险”的流行说法应当包括科学风险与技术风险两部分，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文试图建构科学风险的科学哲学基础，在对风险范畴进行一般理论界定的基础上，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角度，分析科学风险的性质、演变和形态，并着重探讨了科学风险概念，并澄清其内涵，论述科学风险的成因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知识经济语境，科学风险的性质、特点、规避和可能性，提出化解科学风险的对策研究。 关键词： 风险；科学风险；知识经济社会 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ABSTRACT Developing and advancing history of human society is the history of fighting with the risk. With the emergency, humankind has to face the various tests of risk. For fearing of risk, religious system established, and at the same time, science, one of the approaches to deal with the risk, is forming during the practicing process. We experienced the agricultural society and the industry society, and now, we are stepping into the knowledge-economy society. For the first time, we get the consciousness that science itself is becoming the most serious risk for our society. Who produce the bigger risk for us science or ignorance? Which will decide soci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the human destiny science or ignorance? Nowaday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isk” is a popular standpoint in the academia, but actually it should be conclude tow parts, science risk and technology risk. The two parts are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are quite different. This paper is trying to construct a base of science risk on science philosophy, analyze the character, evolvement and configuration of science risk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definition of it, and particularly discuss the concept of science risk and clarify its connotation.，further, discuss the basic reason for it’s forming and it’s different appearances in different stages. analyze the natu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avoiding measures on science risk, under the science-economy society. Key words: risk；science risk；knowledge economy society 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绪 论 PAGE 48 PAGE 1 绪 论 一、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人类社会跨越漫长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目前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社会，知识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土地和资本成为推动时代前进最重要的资源。在知识成为主导资源的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知识的主要代表，对社会与经济发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近二十年来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并且以空前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影响着人类及其社会的各个方面，科学技术正在彰显其巨大能量和影响力。 在我们面对科学技术带来福祉的同时，一些敏感的学者已经注意到：“科学技术既制造了各种交通工具又酿造了废气和噪音，既导致了农药和化肥的出现又减少了农产品的营养，既推动了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又过分消耗了有限的资源，既完善了现代组织机构又压制和扭曲了人性，既扩大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范围，又造成人们生活方式的被动与惰性，既创造了医学奇迹又不断丧失对生命的尊严，既发现了原子能又孕育着毁灭人类的危险。” [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五十年间出现的众多复杂的全球问题，已经充分证实了现代科技的两面性。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了著名的风险社会理论，他尖锐地指出，“科学是原因之一，是定义风险的媒介和解决风险的资源，并且凭借这一事实，它开启了自身新的科学化市场。”[2] 科学技术不仅代表进步，而且始终孕育风险。传统的观点认为，技术因其具有的社会化属性从而是产生风险的主要来源；而科学是中立的、纯粹的，是追求真理和智慧的化身，是不受社会污染的。难道科学真的与风险无涉吗？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在大力发展生命科学，通过克隆、转基因等手段探索生命的奥秘。又如，伴随着化石能源的枯竭，各国都在加紧对核能的研究，核聚变已经成为一个最具前沿的国际科学研究领域。那么，这些科学研究难道不隐含着巨大的风险吗？如果克隆人成功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将面临巨大的伦理危机；如果核聚变发生事故的话，那么人类社会的存在将面临巨大的危机。这种科学的风险在当今知识经济社会让我们不寒而栗：它不可感知、跨代影响；它跨越全球，无一幸免；它难以赔偿、无法补救。也许科学风险正如贝克所说，“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这意味着风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得太完美了；不是那些脱离了人能把握的东西，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的体系与规范”。[3] 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发展战略，而基础科学是衡量一个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准。2007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已达180亿元，为历史最高水平。尽管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投入的绝对强度还不是很大，但根据我国的国力状况，我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充分考虑到科学风险的存在及其复杂性，对于我国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选题的科学性、研究方向的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科学风险和科学研究是一种伴生关系，正如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我们无法完全摒弃科学风险，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风险降到最低点，我们需要用科学风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去推动科学的发展，我们要学会在风险社会中陪伴科学风险前行。 二、 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目前关于风险的研究，很多文献集中于诸如技术风险、政策风险等相关领域，相对而言，关于科学风险的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都比较少，主要集中于风险理论和科学不确定性的研究。 目前，对于科学风险，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的代表主要有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于1986年出版了德文版的《风险社会》( DieRisikogesellschaft)一书,该书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当今充满风险的后工业社会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在其著作《自反性现代化》一书中，进一步在风险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问题上，强调了风险生产对于知识的依赖。《世界风险社会》一书集中了贝克对风险社会研究的理论成果，他提出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体现了一个制度主义者的理想。根据乌尔里希·贝克的观点，当代社会承受着潜在的风险，高科技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人类制造了潜在的风险。人们失去昔日对科学的迷信，从对科学与社会信任产生冲突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讨论可以引发一场新的反思。 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其著作《失控的世界》中对风险进行了区分，他认为风险有两种类型，一种他称之为外部风险，即来自外部，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另外一种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他告诉我们在后工业时代如何看待科学以及由此产生的风险。还有一些学者如诺沃提尼、埃德、迪更斯、哈耶尔等人虽然与贝克存在着观点上的差异，但在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视角和研究领域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新观点。对于正确理解和应对知识经济社会的科技民展带来的负作用，尤其是生态冲突是很有必要的。首先，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最后，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 （二）风险文化理论 从文化角度理解风险的西方学者首推玛丽·道格拉斯。玛丽在80年代早期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提出了一个对于风险很有影响力的观点：她认为风险不是个别的概念而是群生的概念。群生概念含有相互的义务与预期。因而，风险可视为一种文化符号，每一群体用群生概念设定自己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衡量尺规，违反群体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衡量尺规的，即被群体解读为风险。她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了三类风险即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突破了知识界对风险概念的“技术一科学”的理解，超越了科学一经济的角度，注重厘定社会一政治的风险及其影响，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探讨风险的社会建构和历史的特征，通过提高对现代性的反思能力来建构应对风险的新机制。 （三）复杂自系统理论 作为风险社会不可知论的代言人，卢曼提出了复杂的风险系统社会学。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选择的社会中，不得不面对风险。他把当代社会看作是偶然性的、假设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社会。我们对风险主题的讨论只能在现代性理论的框架内展开。卢曼把现代风险社会看作是当代高科技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带来的后果，认为通过知识研究有可能实现某种更深层次的发展。卢曼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没有选择的风险社会中，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社会被迫采取克制的态度，被迫作出调整来适应社会系统的分化和自治。 我国学者对风险的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比较晚，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9年,赵传君在他的《风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经济风险构成的三要素说，确立了风险经济学的理论基点，拓宽了风险理论的视野。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经济风险效应这一范畴，并提出了消除和抑制经济风险的对策和建议。同年，吴鸣在《经济风险论》一书中，主要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风险的基本理论，分别考察了与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经济风险问题，如个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风险、企业经济活动中的经济风险和国民经济运行中所涉及的经济风险问题。21世纪初，一批学者翻译了大量的国外文献，大都是有关贝克和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和风险社会方面的文章。2006年，杨雪冬在《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一书中系统地介绍了风险社会研究的理论，并运用风险社会理沦分析了我国制度建设中存在着的问题，从多个层面对风险社会进行了形象描绘和分析，从风险社会理论角度讨论了秩序重建的可能。2007年，冯必扬在《不公平竞争与社会风险》一书中以我国转型期竞争的社会风险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转型期竞争产生社会风险的成因和机理以及如何防范竞争的社会风险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他认为，不公平竞争是产生风险的主要原因，竞争从给竞争者带来风险到给社会带来风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2008年，庄友刚在《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立足于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在对风险社会来临的历史进程和西方风险 HYPERLINK /search.aspx?type=noticekey=%u793E%u4F1A%u7406%u8BBA \t _blank 社会理论全面批判考察的基础上，对全球风险社会的 HYPERLINK /search.aspx?type=noticekey=%u4E16%u754C%u5386%u53F2 \t _blank 世界历史条件、实践存在论基础、社会历史成因、社会发展难题以及未来趋势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力图在哲学高度上运用历史辩证法全面揭示风险社会的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构建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风险社会理论。他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风险社会理论不仅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对风险社会的系统考察分析，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种当代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在风险社会语境中的历史出场。 在科学的不确定性方面，学界从各个角度对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进行了揭示。王荣江在《“本体论承诺”与科学知识不确定性的根源》一文中从本体论的相对性来阐明科学不确定性的产生根源。他指出，科学知识是以假说的形式被提出并通过不断的经验证实成为科学理论而被接受的。科学假说是科学家把对世界的信念和看法用语言陈述的形式具体化了的命题。这种语言层面的命题表述,涉及把世界的本体实在翻译成有意义的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科学理论的过程。由于世界本体实在的相对性及本体论的相对性,使得由此建立起来的科学假说具有相对性和不确定性,本体论的相对性构成科学知识不确定性的根源。从认识论方面来论证科学不确定性的有：柳延延在《科学世界图景中的不确定性》中从偶然性、模糊性、随机性三个方面对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做了描述，又从认识主体天生具有的类属性揭示了人类对确定性追求的不可能。欧庭高,肖成池在《论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一文中从科学的研究对象、认识主体及研究方法三个层面揭示了科学的不确定性。吴国林在《论知识的不确定性》中，从科学自身及它所处的客观世界两个方面来论证，不确定性是当代科学知识的一个根本特征。它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共通特点。通过认识不确定性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在的时代。夏从亚在《略论科学的不确定性》中从认识过程的各个环节来讨论科学存在的不确定性。方法论方面，最主要的是王荣江在《未来科学知识论》中所讨论的无论是归纳方法还是演绎方法都无法得出确定的知识，从而论证了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这些研究多是从不确定性角度来揭示当代科学的本质特征，罕有上升到风险层面上的，但为科学风险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为科学风险的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 当今，风险问题已愈来愈走进人们的视野，我国学者对于科学风险也从不同的角度有所涉猎，蒋劲松主要从科学研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方面对其进行了阐述。研究涉及到科学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负作用和科学对于当代民主所造成的影响。李瑞昌在《风险、知识与公共决策》一书中，对科学知识对现代社会造成的决策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对于研究科学风险无疑极富参考价值。 三、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章采用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论述风险概念的历史演变及风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对风险进行分类比较研究，并就风险具有的普遍特征进行了归纳。第二章从形态学和发生学上考察科学风险，尝试从结构上和动因上的辩证统一上对科学风险做出科学界定。在讨论了科学风险的不同形态后，着重研究了科学风险的产生根源。第三章对科学风险的演变做了历史的追溯，意在指出科学风险是个历史的范畴。科学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其风险与当时反封建斗争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相关。而在工业社会，由于科学日益从属于资本，科学风险主要来自技治主义和工具理性。而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科学风险则呈现出全球化、无形化、多重化等复杂特征，从而使科学风险问题成为当代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第四章对科学风险的存在空间做了三维分析，这就为当代语境下科学风险规避的条件设定提供了根据。进而从质和量的结合上提出了科学风险的作用机制，提示了规避和化解科学风险的原则。最后从动力学上分析了科学风险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的意义。 第一章 风险问题的历史追溯 第一章 风险问题的历史追溯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就是与风险抗争的历史。自人类出现以来，首先就要面对形形色色风险的考验，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人类形成了以协作为特征的群体组织形式，使我们人类能够繁衍至今。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在巨大的风险与灾难面前，人类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也许这种精神来自于我们人类祖先的遗传。可以说，风险是上帝手中的羊鞭，能把散乱凝聚成一团。风险自古就有、风险无处不在，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惧怕风险，也无法回避风险的存在，风险正如同我们人类自身的影子，始终伴随我们前行。 一、 风险含义的历史考察 风险在英文里是“Risk”，本意是指冒险和危险，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风险是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或者说是有可能发生危险、形成灾难。风险与灾难不同，风险是尚未发生的灾难，风险范畴只是一个可能性概念。在当代欧洲的许多语源学词典中已经普遍地收录了风险这一词条，尽管如此，可是风险的语源仍然十分模糊，充满争议。有的学者将它追溯到阿拉伯语，有的学者认为它起源于14世纪的西班牙语，还有的学者认为它起源于希腊和拉丁语。而根据艾瓦尔德的考证，他认为“风险”这个词起源于意大利语的“risqué”，最早出现在航海贸易和保险业。在早期的用法中风险的意思是“撕破”，源于“暗礁”或“礁石”，由此用来指在深海上航行的货船所具有的危险性。它可以被理解为自然现象或像风暴这样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客观危险。可以说早期的风险的词义实际上相当于今天“危险、危害、灾难、灾害”等词义。直到今天，风险一词仍含有上述意思。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直到18世纪之前，人类一直处于农业文明之中；在农业文明中，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灾难依然是普通众生所面临的最大危害。 风险一词最早以印刷形式出现在德国是16世纪，于17世纪通过法语和意大利语进入英语世界。17世纪中期，英文的世界里才出现“risk”这个字[4]。它与早期的含义不同，具有了更细微的意义，即遇到破坏或损失的机会或危险。可见风险的概念发生了一种转变：从一个客观危害描述的概念转向一个包含主观判断的概念。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吉登斯认为，风险思想最初是在两个背景下出现的：一是它源于探险家们前往未知地区的探索，如风险在西班牙的航海术语中的意思是指遇上危险事触礁；二是它还起源于早期重商主义资本家们的活动。但是，探险家们的探险面对的风险还主要是自然风险，而寻找新的商业基地的活动中所面对的风险不再是纯粹客观危险的问题已包含了主观判断。 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演进，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由技术、市场和资本相结合带来的经济风险，成为了新的突出风险。新的经济风险内涵显然除了具有一个包含了主观性的概念之外还隐含了一个时间的纬度。由此，风险的概念也逐渐从最初对地理空间的探索转移到对时间的探索。这也标志着风险的概念经过了又一次的转变。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是以保险制度来减少其损失的。在面对一个开放、不可预测和不确定的未来时，人们通过计算风险的方式，将不可计算的东西变成可计算的东西以创造当时的安全。 统计学、精算学、保险学领域把风险定义为某个事件造成破坏不伤害的可能性或概率。用公或表示为：风险(R)=伤害的程度(H)×发生的可能性(P)。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对风险的概念提出新的理解。他们认为，对风险的理性主义或正式规范途径理解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局限，在典型风险管理过程中，风险狭窄的技术定义阻碍了对概率更好和更宽泛的公共理解。 以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为代表的人类学者、文化学者把风险定义为一个群体对危险的认知，它是社会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强调风险的社会集体建构性，作用是辨别群体所处环境的危险性。他们认为，实实在在的风险本身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加剧，而是被意识到的、被察觉到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从主观主义立场理解风险概念是文化人类学研究风险的根本特征。 社会学家卢曼的定义与道格拉斯等人的类似，也认为风险是一种认知或理解的形式，但强调风险并非一直伴随着各种文化，而是在具有崭新特征的20世纪晚期，因为全新问题的出现而产生的。风险是具有时间规定性的概念，它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时间限制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意外（偶然）出现的图式”。 汉森归纳了风险的三种用法：（1）通常表示某种不好的事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而我们又不能确切预知的情况。（2）表示某种糟糕事情的可能性。（3）一种有害事情发生几率增长时产生的负面影响程度。[5] 雷恩则认为风险定义包含三个要素：不利的结果、和生成的可能性以及现实的状态。 相比较而言，贝克的定义似乎更具有洞察力和学理性，他揭示了风险的现代性本质。他从生态环境与技术的关系切入，把风险首先定义为技术对环境产生的威胁，然后不断扩大其适用范围并使之与反思的现代性理论联系在一起，从而抽象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他认为，风险是“一种就对现代化本身诱发并带来的灾难与不安全的系统方法。与以前不同的是，风险是具有威胁性的现代化力量以及现代化造成的怀疑全球化所引发的结果。后来，他更明确地指出，风险是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未来后果的现代方式，成为一种造成传统政治范畴过时的话语体系。” [6] 由此，风险不再局限于正式、规范途径的精算公式，而是一种获取安全的观念，它不再能通过保险得以消减，它与保险制度无关，因为在毁灭性的风险中，保险失去了意义。这也是风险概念的第三次转变，风险从与保险相连到与保险脱钩。 二、 风险的分类 风险是以多种形态存在的，从现有的研究看，风险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别：按风险来源划分可分为自然具有的风险、技术引发的风险、制度引发的风险、政策或决定造成的风险以及个人造成的风险。[7]吉登斯把这些风险归纳为两大类，即：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外部风险是指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包括糟糕的收成、洪灾、瘟疫或者饥荒等；另外一种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从学科的角度可把风险分为社会学意义上的风险和“治理意义”上的风险。“治理意义”上的风险是指风险是与我们如何治理有关的措施、技术和理性混合体的组成部分。按人类的认知程度可分为已知的、疑似的和假定的风险。按历史形态来划分，有两种标准。吉登斯的二分法和贝克的三分法。吉登斯按照反思现代化的逻辑提出，前现代，人类面对的主要是“外部风险”；而在现代时期，人类面对的是“人造风险”。贝克则认为风险应分为“前现代的灾难”、“工业时代的风险”和“晚期工业时代体现在大规模灾难中的不可计算的不安全”。它们分别体现为地震飓风等外部危险；职业事故风险以及大规模的生态、核、化学以及基因风险。[8] 三、 风险的特征 尽管风险的种类划分各有不同，但总结起来它们都具有以下的特征： （一）风险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引发风险的因素既可以来自自然界也可以来自人类本身。即使是自然风险，也在只有和人相联系，和人的目的与利益相联系时才能成为风险，才具有风险的意义。如地震、飓风等自然现象，如果不与人们的生活相联系，不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任何的影响，那么也就不能称之为风险了。而来自人类本身的风险，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它的实践性。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在实践中人类无时无刻不与自然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实践的创造性就决定了风险始终如影相随，只要有人类实践就有风险的存在。 （二）风险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结合体 从我们现在的角度看，风险现象与人类俱生，有人类生活就意味着风险的存在。可在古代社会中，人类社会实践水平的低下，人与自然关系的狭隘性限制着人们意识的狭隘性，人类对外部世界观念把握的主要形式是图腾崇拜和神话，对于他们所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和自然运动，人们更愿意用灾难去定义它。直到人类的实践活动无论在规模、范围还是在程度上都大大增强的情况下，人们才创造了风险这个概念。但“在中世纪，除了一些与风险相关的概念外，没有任何真正的风险概念。……在大多数其他传统文化中也没有风险这个概念。” [9]同时，又如风险评估专家们所表明的那样：“即使让我们了解了风险，也无法消除或解决是否必须接受风险这个问题。……客观风险越大，其存在越依赖价值体系。”[10]通常来讲，客观存在的可能性与主观判断的可能性是平衡的，并且相互推动。客观的存在引发了人的主观认知，而认知的深入，有利于认识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的风险，并寻找更有效的应对风险的方法。 （三）风险是积极结果与消极后果的交叉结合体 风险不仅可以被理解为危险和不确定性，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机会、机遇。从风险词源的历史发展上来看，早期的风险概念不仅意指可能的危险，也暗示着智慧与勇气。如果应对得当，风险可以被减小、避免，甚至转化为成功的机会。乐观的人往往是愿意去冒险的，这本身就说明了风险与机会的并存，也是对风险向积极结果转化的强调。在如何应对风险的争论上，常常是由于强调风险的不同后果而引发的。艾瓦尔德曾举例说，利用某个现代技术解决灾害的政府和公司总是力图劝说公众信服该技术的优点，而反对者则认为这种技术会带来其他的风险，并成为他们牟利的手段。[11] （四）风险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 在时间上，风险是一个将来时态的词，是未来指向的。正如贝克所言，风险是“有威胁的未来”。如果这种可能性已经实现，那么风险就成为了现实的破坏或者是伤害。在空间上，风险又是不断扩展的，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是产生风险的意识或客观实在本身在空间上的扩展，如某种思潮在各个领域的迅速蔓延，某项技术被广泛的应用；二是风险认知在空间上的传播。一种理念或观点由于传播，使不同阶层、地域中的人群对风险达成了共识。 四、 风险的历史形式 风险作为人类最古老最忠诚的旅伴，始终伴随我们一路前行，与我们人类同发生，共成长。它也同人类社会一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及特征。风险的历史发展本身就反映、表现着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状况。同一时期的风险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但在复杂的风险变化中，总有一样或几样风险是占主导地位的，是对当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或者说是促使或推动当时社会不得不发展或产生变化的。让我们按照这个线索，对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梳理。 （一） 农业社会的风险状况 农业作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发明，它的起源问题至今存在许多分歧。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农业的起源的根本原因是采集渔猎时代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相对稳定性被打破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危机，越来越多的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采集渔猎时代后期产生这样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人口的剧增。据研究者推断，采集渔猎时代后期，地球人口总数由原来的200万至300万激增到5000万以上。[12]如此增长的数字,在今天看来似乎太过寻常,可在当时已堪称“人口爆炸”。而且，当时人口的分布极不平衡，严酷的条件又限制着人口的迁徙。人口相对集中的群居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二是生态环境的变化。地球温度的激剧变化使大批不适应的生物物种灭绝了，这对于靠采集渔猎为生的人类来说这无疑是灾难性的。总结以上两点得出：人类需求不断增长与自然资源因消耗、破坏而相对短缺,食物匮乏共同作用，使当时的时代成为“风险时代”。这也成为采集渔猎时代的风险的本质特征。日益严重的生存压力促使人类在利用已有知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新的生存方式。 正是为了躲避这种风险，人类进入了农耕时代。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在他最新的著作《财富的革命》中写道，“第一个真正的财富体系大约出现在1万多年前，在今天土耳其卡拉卡达格山附近，某位史前的爱因斯坦（可能是一位妇女）种下了第一粒种子，从而引进了创造财富的一种革命意义的方式。这时，人类可以不再依靠自然的恩赐，而可以让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了”。 在之后的数千年里，农业成为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远比狩猎和搜集植物成果丰富。然而，农业的出现并没有完全消除饥饿给人类生存带来的风险，自然灾难时常使农业生产面临颗粒无收的风险。“外部的风险”成为农业社会的最主要风险。农业时代后期，当今所有的自然灾害的种类，几乎无所不有。这些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难以统计，带给人类的精神影响更无法估量。可以说，农业的发展变化，是在与自然灾害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据《世界灾难大全》统计，公元一至十八世纪间，世界上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为火山喷发50次，地震125次，水灾150次，暴风雨194次，由水旱等灾害造成的饥荒更多达280次。每次大的饥荒，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甚至有人食人的现象发生。[13] 在众多的自然灾害中干旱、渍涝、蝗虫等非突发性且并不直接或即刻伤及人的性命的迟缓性灾害对农业时代人类生命造成的伤害,其数量远远超过地震、火山喷发、海啸等突发性灾害而居众灾前列。世界各国由于水旱蝗灾而造成大规模饥荒，从而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相当普遍,印度、埃及、中国如此，俄罗斯如此，英格兰、爱尔兰、意大利、法国亦如此。这是因为农业社会人口分布相对分散，经济密集程度低，这就决定了直接危害农作物生长的、成灾面较广的干旱、洪涝、蝗虫等自然灾害的影响更为广泛，而一些突发性的、成灾空间相对狭小的点类灾害如地震、火山喷发等灾害的影响较小。 在农业社会中，除了来自自然的风险外，人类的实践活动也在创造着风险。但是，一方面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范围相对狭隘，规模小，程度低，因此不会对人类生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自然界本身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会“消化”人类实践活动所导致的风险后果。人类实践给自然界所打上的烙印，其中一部分会被自然运动的强大自然力所抹平。[14]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农业社会中，来自自然的风险而不是人类实践活动所造成的风险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主要风险类型。人类在应对巨大的自然风险的过程中，产生了宗教和科学。正如约翰·杜威在其《确定性的追求》中所要表达的那样：人类为了避免危险导致了宗教的兴起，同时科学作为应对危险的手段在实践过程中成长，并且作为应对风险的软措施也开始出现了。 （二） 工业社会的风险状况 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断加深，技术的不断改进，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包括饥荒、瘟疫、自然灾害等在农业社会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种风险一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人类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一度被宗教占据的领域都因为科学而被“除魅”。在自然面前，人类比以往更加积极主动，人类的过度和不当干预，使自然界自身的运动已经不能消除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人造风险取代自然风险成为工业社会的主要风险源，而其中技术风险带给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益突现出来。事实上它也最终导致了工业社会的消退。正如贝克所说“工业社会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它是经由副作用的后楼梯而退出的，而不是以社会理论的图画书所预测的方式退出的：通过某种政治爆炸（革命、民主选举）。”[15] 18世纪初，以纺织技术、蒸汽技术为代表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在英国兴起，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迅速扩展到了各行各业，现代市场经济和工厂制度逐步形成，农村迈向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工业文明正式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蒸汽技术革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英国一跃成为世界上资本主义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劳动生产力空前提高。从1770年到1840年间，英国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倍。但技术同样为工业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并成为工业社会最主要的风险源。 大规模的技术活动对工业社会造成一系列的风险，尤其是当技术与市场和资本相结合。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决定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没有止境。为了获得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不断进行资本积累，以便扩大生产规模，因为这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进行资本积累，只有应用更快更有效的生产技术，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对先进技术的追求与对原始自然资源的掠夺成为资本家制胜的法宝，但同进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对自然环境造成的风险，这里的自然风险不同于农业社会的自然风险，它是由人的活动导致的自然运动的变化而形成的风险，包括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由蒸汽机这一技术所引起的工业革命，迅速转移到农业、畜牧业。随后又超出英国，席卷欧洲大陆，叩响了北美和日本的大门。技术的发展过程，体现了技术的空间无限延伸能力。技术圈开始走上了侵蚀、吞噬、毁坏生物圈的发展道路。”[16]正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中说的那样，“据记述，19世纪，掉到泰晤士河里的水手不是溺水而死，而是因为吸进了这条伦敦的下水道上恶臭和有毒的水汽窒息而死的。”[17]其次表现上经济方面，工业社会的发展促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先后出现三次生产方式的变革；从机器代替手工，从蒸汽机带来动力革命到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而每一次的技术革命都带来大量的人员失业，从而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失业和贫困是当时最主要的经济风险源。在政治方面，由于社会化大生产而出现的失业问题，给资产阶级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及由此产生的工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突出。为了避免这些矛盾，资产阶级不得不考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问题。 （三） 当代社会的风险状况 工业社会发展到后期，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全面地爆发出来。诸如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人口膨胀、战争、核威胁,甚至道德滑坡、文化堕落等等,不一而足。风险的结构和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 一方面表现为风险的整体化。此前的社会中，风险一般只对局部的个别的人们产生影响，只对人们生活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产生影响。而在现代社会中，各种全球性风险已经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风险的后果不再是单面的。比如经济风险不仅仅是对经济生活的危害，而且同样能够给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带来严重的威胁。不仅如此，风险的后果也越来越难以预测和控制，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各种风险的存在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另一方面表现为风险的“制度化”。人类具有冒险的天性，同时也有寻求安全的本能，这两种矛盾的调和集中体现在近代以来一系列制度的创建中。与市场有关的各种经济制度激励了冒险行为，而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则为人类的趋安避危提供了支持。但无论是哪一种取向的制度，其自身都蕴含着另外一种风险，即运转失灵的风险，从而使风险的“制度化”转变成“制度化”的风险。[18] “大部分制度化的结构性风险环境在现代社会要比前现代社会更为重要。这种制度化的风险系统实际上影响到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否是系统的‘演示者’”。[19] 总之，在现代社会，决策和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时又面临着治理带来的新类型的风险，即制度化风险；技术性风险依旧存在，而且与制度风险构成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出现了可能性小但后果严重的风险科学风险，这类风险诱发了全球风险意识的形成，人类在应对风险上有了整体认同。 五、本章小结 本章对风险进行了历史与逻辑的考察，阐释了风险词义演变与社会形态、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对风险进行了分类，并总结了它的主要特征，论述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主要风险，为科学风险的提出做了铺垫。 第二章 科学风险的理论规定 第二章 科学风险的理论规定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能力进一步的提高，对于世界的认识正如牛顿所言：如果把我所获得的知识比作地上所画的一个圆圈，知识的圆圈越来越大，圆圈的边缘与外界的未知世界接触也就越大，圈外的未知领域相应的也不断的增大。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泄露，2004年春季SARS病例在北京的再次出现，克隆人研制成功的可能等等这一系列事件，使科学项上的光环逐渐褪色，人们开始意识到神圣的、不容置疑的科学也会带给我们风险和伤害。科学风险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对于科学风险，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大都是笼统的谈科技风险，有些提及科学的风险的文章也未做详实的说明。 一、 科学风险的形态学研究 （一）潜在风险 科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风险的潜在性，或说它是“风险负荷的”。 1、 被证伪的风险 在科学研究之初风险就一直伴其左右，科学研究是最前沿的探索未知世界的工作，虽经主观努力，但终归失败（即达不到预定目标）的可能性很大，即便是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形成了科学理论，那么按照波普尔的观点，它的最终命运也只能是被证伪，由此可见，从科学在产生之初或还处在襁褓之中时，就存在着走入死胡同毫无希望的风险和被系统内部的认可规则证伪的风险。 2、 被判无价值的风险 科学是从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中发展起来的，科学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对生活世界进行抽象的过程。正如胡塞尔所说，它“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的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使物成为纯粹的物体。”[20]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是充满意义的活动，然而在对生活世界中的直观事物进行几何化和数学化的过程中,实际的意义被掩盖起来。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科学符号操作的表面意义与本来意义的分离，使科学活动沦为一种与棋类活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游戏活动，使科学方法变成一种“通过计算的技艺去获得结果的单纯技艺”。[21]胡塞尔因此称伽利略“即是发现的天才,又是掩盖的天才”。[22]他发现了数学的自然和物理学的自然,却掩盖了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感性直观的自然,掩盖了“理论的本来的、原始真正的意义”。[23]这种科学世界在生活世界中意义基础的失落将导致科学被判决无价值的风险。 3、 被异化的风险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的主体性地们凸现出来，到18世纪中叶,随着牛顿力学被广泛接受,科学代替了传统宗教的地位而不断取得胜利。特别到了19世纪,关于自然的基本知识构架已经完成,科学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时的科学知识被视为客观的、严格决定论的、精确的、形式体系简单的。科学显示出它作为人类认识自然体系所具有的绝对的真理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科学知识体系被认为比其它任何知识体系更客观、更合理,具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科学方法是普遍有效的，能够而且应该用于人文社会领域，获得关于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由此，科学被异化，并开始走向理性霸权主义，压制和排斥其他文化形式如宗教和民俗等，把一切都纳入科学的理性主义的范围。其后果，不仅造成了人类知识结构的狭隘和局限，而且还带来了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分裂和精神的扭曲，使人与社会日益呆板化、机械化和单一化。这种科学的异化，恰恰正是爱因斯坦等有良知的科学家们所呼吁要尽力避免的科学风险。[24] 4、 反科学主义对科学造成的风险 反科学就是借助于科学主义在各方面的错误以及人们对它的批判,树起自己的大旗。激进的反科学主义是从以下四个角度展开的。 首先是认识论角度，他们反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如罗蒂就认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必须坚持不存在诸如物是自在的这种方式,除了人类想解释它的用法之外,没有其它可描述的方法”,[25]否认真理的存在,鼓吹认识论之死。 其次是历史观角度，持这种观点的人夸大了科学、技术产生的负效应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如弗洛姆指出:“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征服自然,但却陷于这些方法的罗网之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 [26]因此主张科学、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后退,甚至主张社会应该回到前工业社会中去。 再次是方法论角度，费耶阿本德提出多元主义方法论来反对科学沙文主义。“在我看来，科学沙文主义是一个远比理智污染问题更为严惩的问题，他甚至可能是这种污染的主要原因。科学家不满足于按照他们所认为的科学方法法则来营造他们自己的婴儿围栏，他们想推广这些法则，希望它们成为社会的一部分。”[27]也就是说，他主张以“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来批驳科学的方法论。 最后是出于自身目的的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反科学主义。它们利用科学自身的欠缺以及上面三类反科学主义的成果,否定科学的真理性,由此否定科学的价值,为他们看似科学、实则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想法或行为鸣锣开道。在他们看来,既然科学本身都不能保证它本身的真理性,那么公众也应该本着善待的态度去接受它们这种明显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说法。[28] 总之,激进的反科学主义是不恰当的，它会导致相对主义和科学虚无主义，会导致反对科学本身，对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造成了风险。 （二） 现实风险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不仅是对世界的表征，而且更是对世界进行介入和干预的实践活动。因此，科学作为活动，决非仅仅是观念的反映，而首先是物质性的作用。实际上，近代科学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受控实验来研究对象的规律，因此对物质对象施加物质性的作用是获取知识，形成观念形态的科学的前提条件。从某种角度上说，物质性改造成了理论认识的前提。实验并非是科学中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科学研究的根基和主要组成部分。所谓科学知识本质上就是对世界的实践性的操作性知识。[29] 在科学发展初期,科学研究活动很难对实验室之外的自然和社会造成大的风险，但科学发展到今天已使这种风险不容忽视了。这种风险不是偶然的，而是普遍存在和内在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主体，环境，生态资源。 科学实验会对实验操作者的科学家造成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风险。长期在实验室工作，就要面对受到辐射、感染病毒、病菌的风险。以冠状病毒的研究为例，它意味着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必须要长期保存、繁殖冠状病毒，研究人员要经常接触冠状病毒，要拿它来做实验，所有这些过程都有出错的可能，因此都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再如，居里夫人在炼制镭元素时，就是在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的实验中饱受辐射，最后罹患癌症不治身亡的。[30]同时，长期紧张和充满危险的科学研究工作会对研究人员的心理健康造成巨大的风险。太空舱是为了科学研究的目的而创造的，可是长期生活于这样的环境中，人的身心受到伤害是难免的。美国女宇航员丽莎·诺瓦克因涉嫌绑架情敌未遂而被捕。粗看起来，这不过是丽莎个人的悲剧，然而也折射出了科学研究所带来的风险。宇航员都经过严格挑选，接受系统训练，各方面的素质都堪称一流。丽莎之所以还会做出这样的反常举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压力太大。曾在NASA担任过外科医生的克拉克表示，女宇航员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她们不得不同时兼顾两个领域，在家里要当好贤妻良母，在工作上要履行宇航员的职责。[31] 与研究主体相比，科学实验对环境造成的风险更大。如剑桥大学教授马丁·芮斯在《我们最后的时刻》中所指出的，现代科技使得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力量得到了高度放大，以至于实验室里的一次错误就可以产生一场大浩劫，带来只有上个世纪的核战争狂人才能想象得到的严重破坏。他认为某些物理学实验的风险甚至更大，这些实验原则上可以扰动时空本身，引起物理学法则骤然转变成新的形式，就像水突然变成冰一样，摧毁我们的原子和此外的所有东西。当我们把一个检测引力波的仪器上的一个金属棒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使它成为斯坦福大学的彼得·米切尔森讲的“宇宙里最冷的大型物体”时，感到担忧是有道理的。[32] 科学考察作为科学实践的一种形态，具有对所考查的环境造成破坏的风险。对此，吴国盛提出了质疑、警告和建议，“今天的科考工作者应当如何规定自己的角色？今天的科考目标是否要无限地指向新的荒野地和人迹罕至的原始地带？我不认为人们应该抑制自己的求知热情，但是，科学家应当更多的清楚自己的科学工作的社会后果和社会责任，以及为大自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科考实际上导致或加速了某一个物种的灭绝，如果科考实际上帮助破坏了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那么，我们应该质疑我们的科考动机，应该考虑改变我们的科考方式。”[33] （三） 背景风险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产生并存在于社会之中，存在于社会关系中，一时一刻也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科学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科学的社会语境。在这个社会语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因素作用于科学，对科学的研究产生作用和影响，其中不但有正面影响，也存在负面影响，对科学的发展造成风险；同时，科学也反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促进或阻碍其发展。 科学及其活动是由观念、行为规范、制度和器物构成。观念和行为规范是科学的内核,制度是中介,器物是外围。科学社会语境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因素一般是从科学文化的外围逐次作用到内核,如在某一方面出现差错，就会改变科学的结构，造成风险。比如说，文化和教育主要影响科学的行为规范和观念层，即通过哲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思想等观点影响研究主体的科学精神、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当有不当影响就造成科学研究活动发生偏离而引发风险。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里,社会语境中诸因素作用于科学的程度又是不同的。例如,中世纪时期,宗教处于“优势”,其他要素受其支配，科学也不例外，圣经成为衡量科学真伪的标准，有利于圣经对自然界进行解释的成为该领域的不二法则，如托勒密的地心说和盖仑的三灵气说占统治地位长达一千多年之久，由于中世纪宗教的残酷统治窒息了科学的发展，在科学史上没留下什么值得赞叹的成果；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思潮处于“优势”,形成文化势,将其观念扩散到其他要素，最终导致了科学主义，技术理性至上等思潮的产生，使科学陷入被异化的风险；战争时期,战争是科学之战，科学处于“优势”的国家, 军事上也形成优势势,一切服从战争需要，科学在此期间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有人说“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称之为‘化学家的战争’，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称之为‘物理学家的战争’”。 [34]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科学家被全面卷入战争 ，无论是出于国家利益还是政治目的的考虑，其研究重心转入为战时的军事服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科学家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研制原子弹。 更为甚者，德国和日本的一些科学家，以科学研究为由，对战俘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使科学彻底陷入了伦理真空；现代社会,政治处于“优势”,进而控制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对科学研究造成的风险最突出的要数臭名昭著的李森科事件了。大科学时期，经济对科学研究的影响日益突现出来，一个科研项目动辄需要上亿元的投入，没有足够的资金做保障，科学研究随时面临下马的风险。 可见,在社会系统中的社会要素作用于科学系统，导致科学活动、性质、功能发生改变，对科学产生风险。同时，这些又反作用于社会系统，进而科学也对社会其它诸子系统造成风险。如，科学对社会政治，民主，经济，文化也都会造成风险。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学风险具有非常宽泛的含义，它不仅包括科学自身的风险，还包括影响科学研究的风险和科学研究造成的风险，我称之为广义的科学风险。广义的科学风险又可区分为由科学自身和外部因素作用于科学，对其在产生、发展和传播过程中造成风险，还有因科学本身在产生，实验、传播和运用过程中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造成的风险。后者，我称之为狭义的科学风险，在这篇文章中，我所关注的是狭义的科学风险。 （四） 科学风险与技术风险、工程风险 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与工程越来越一体化，它们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使得无法在一种活动中做出非此即彼的划分。但尽管如此，科学、技术与工程仍然在目的、对象、活动方式、规范、语言等方面有着基本的区别。由此可以判断，作为科学、技术与工程中存在着的风险因素也有异同的区分。 1、 科学风险、技术风险与工程风险的共性 与不确定性相关。现今的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与近代以前这类活动是不可比较的，它们不在是那些在时间上变化相对稳定、在内容和空间相对单调的探索、应用与建造的活动。现时代它们的变化程度达到日新月异、复杂程度空前高涨，不在是单个人或少数人所能掌控、了解的。这些快速的变化性和巨大的复杂性滋生着大量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着各种风险，也可以说科学风险、技术风险和工程风险中都包含着不确定性。 都必须有载体。风险不是实物，它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在时间中运行，在事件、行动中传导，在事物中发生。这些时间、事件、行动、事物就是风险的载体。科学、技术和工程活动也包含以上载体的各种要素，因此作为在这些活动中产生的科学风险、技术风险与工程风险一定存在载体，这些风险随着这些载体而产生、发展、结束。 都与需要相伴。人和社会的需要产生了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工程活动，这些必须的生存活动又促生着人、社会与自然的多重相互作用，相互作用中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孕育着风险。所以说，人类在需要的科学、技术与工程活动同时也造就着科学风险、技术风险与工程风险。 2、 科学风险、技术风险与工程风险的差异 科学是一种探索活动，产生于探索过程中。这种探索活动更多的是面向未来的，未来是“怎样的”是谁也不能预知、谁也不能左右的，这样就存在大量的风险，基于探索活动的科学风险包含了更多的是不确定性。 技术是一种应用活动，产生于应用过程中。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现今的技术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因此在应用中一定衍生着风险因素，风险一旦爆发，会带来难以形容的局面，可以断定技术风险包含更多的是危害。 工程是一种征服活动，产生于征服过程中。人类不断的征服自然、不断的征服社会、不断的征服自我，如今征服事物和行动这些实践活动变得庞大、复杂，每一个细小的失误就会造成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结果，这些可能就是工程风险，它包含的更多的是破坏性。 科学风险的产生在于研究与实践（主要指应用方面）的二元化。科学过程偏重于研究未知问题、探索规律、构建理论，对它的成果在实践中应用的过程的后果及少考虑，由于后果的体现在实践应用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对科学成就的短视与评估不当暗含着风险因素。这种科学研究与实践的脱节制造了科学风险。 技术风险的产生在于应用与利益的二元化。一个时代对同一项目有多种技术可供选择，但由于历史原因或利益化的驱动，有可能采用相对较差的技术，而无视这种技术在未来的后果和风险，贪图短期的利益的最大化而不考虑技术应用可靠性的过程造成技术风险。 工程风险的产生在于理论与效能的二元化。在某些工程活动中过分注重效能最大化，轻视理论上的正确性、可行性与安全性，这些行为常常为工程活动埋下风险隐患。 二、 科学风险的发生学研究 科学风险产生的根源在于科学知识天生所具有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体现在科学自身的生产过程中，同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不确定性也存在于科学与社会的价值互动中。因此，我们应从科学自身的语境和科学的社会语境两个方面来分析科学风险产生的根源。 （一） 科学风险产生的科学语境 科学语境由实体性因素、主体的精神性因素和生理性因素构成, 实体性因素包括科学认识对象、科学仪器、科学语言、科学方法和科学认识主体,它们构成科学知识的生产系统。这个生产系统中的每个因素本身都具有不确定性，因此生产出的科学知识天生就带有不确定性，这也就成为了科学风险产生的根源之一。下面我们从认识客体，认识主体和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仪器、语言、方法三个方面来具体谈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 1．认知客体 本篇文章中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因此，认识客体也就是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自然客体及其规律。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们对自然客体的目标追求，一直是以确定性为基本信念的。夏佩尔指出:“研究求知事业的主要传统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假设，有一种东西，既是获取知识的先决条件，又不会因所获得的新知识或信念的影响而修正或摈弃。”[35]随着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这种信念被推向极至，而拉普拉斯则进一步把这个信念表述为：让我们想象有个精灵，它知道在一定时刻的自然里的一切的作用力和组成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的位置；让我们又假定，这个精灵能够用数学分析来处理这些数据。那么，它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把宇宙中最大物体的运动和最轻原子的运动都包括在同一个公式中。对于这个精灵来说，没有不确定的东西，过去和未来都会呈现在它的眼前。人们将这种观念称为拉普拉斯的严格决定论。这个确定性又是不确定性，观念上认为不变的东西，在事实上发生了变化，将对思想和行为造成冲击，产生无法应对的后果，以确定的理论、行为决策不确定的事实变化，恰恰是风险的一个肇因。 然而20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概率一统计的数学方法成为科学家们描述自然的主要武器，确定性、决定论的方法仅只对某些特例才有效。科学家们声称，自然界本身不是确定的，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才是自然界的本质属性，模糊性、随机性，是自然界偶然性的客观表现形式。 例如，在模糊数学中，模糊性是指判断上的不确定性。我国一位数学家就指出，所谓模糊性是由于客观事物的中介过渡性质引起的判断上的不确定性，它主要不是由于我们的无知，而是由于客观事物本质一定会使你无法进行确切的判断，是人们原则上无法克服的。模糊性这一科学概念正是人们在观念上对世界的这一性质的把握，模糊性即“亦此亦彼”。 KAM定理确立后，对不可积分的牛顿力学系统的运动图形的描述成为了可能，科学家用计算机对其运动图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如果能够精确地从同一点出发，那么所得到的就是同一条轨道。但只要这个出发点有极其轻微的改变，那么其后出现的运动图形会面目全非。可谓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也就是说，牛顿力学确定方程所描述的现实世界的运动，实际上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即非确定性的，如同掷骰子的所得一样。这样一来，内在于牛顿力学系统的自然客体的共性不是确定性，而是不确定性。 非线性科学兴起以后，人们越来越清晰确地认识到，我们进行探索的研究对象的根本属性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在人们所熟知的自然客体中，如大脑的活动、心脏的跳动、大气的运动、河流的流动等都是不确定的。著名科学家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的著作中指出：现实的世界“是位于确定性世界与纯机遇的变幻无常世界这两个异化图景之间的一个‘中间’描述……新自然法则无论在微观层次还是在宏观层次都处理事件的概率，但不把这些事件约化到可推断、可预言的结局。”[36] 混沌理论向我们揭示了另一类随机性的现象。它指出，在决定现象的条件域中某些点(条件)极不稳定，“跳来跳去”，而且作为条件的原因和结果自相缠绕，使得处在这状态下的系统层次之间相互嵌套，任一微小的初始条件的变化都会被迅速“放大”。我们对始条件的任一微小的不确定性将随时间按指数规律增长。只要我们对世界的观测和描述是有限的，那预测的不确定在原则上就是不可消除的。 因此，在存在论的层次上，不确定性是自然客体发展与变化的存在状态，是指自然客体发展未来状态的非决定性、偶然性和随机性，即自然客体的发展前提或初始条件与未来结果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这些属性内在于自然客体中。因此,科学研究所面对的自然客体是不规则的、动态的，以不确定性为其特征。 2．认知主体 科学认知主体在科学语境中居于核心地位,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没有认知主体,便没有科学语境。不同历史时期，科学认知主体不同，它可以是个人、集体和国家，即科学研究既可以是以个人方式来展开的、认知主体是单极的活动，也可以是有许多人参与的多极的活动。但是,不管以何种方式开展科学研究，不确定性除了内含在研究对象或自然客体中以外，还隐含在自认知主体中。这种不确定性称为认知的不确定性。 认知主体的生理性因素和精神性因素作用于主体，因而产生了这种认知的不确定性。首先，认识离不开它的生理基础，人脑与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共同构成了主体的认识器官。人类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而且还处在不断发展进化之中。在此过程中，人的各种认识器官在接受外界信息时形成了其的特定适应范围，这就有了人的听觉适应频率，视觉适应范围等等。显然，人类所接收到的决不是世界的全部信息；即便是在人类认识普遍适应的听觉、视觉等范围内，由于每个主体自身状态的细微差别，也会导致认识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而且，作为认识主要器官的人脑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其对外界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要受许多因素的制约，每一种因素都会影响到认识结果的“纯粹客观性”。其次，科学认识要受到人类整体认识能力的影响。在特定历史时期人类的认识能力总体上是有限的，此时取得的认识也只能是具体的、历史的，只能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近似的反映，关于世界的终极答案和精确破解是不存在的。一句话,“人是一个宏观的、有限的、低速的智慧存在物，他不可能也没有掌握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面对微观的、宇观的、高速的、数目巨大的，且非线性相互作用着的客体对象和过程,他只能以自己‘类’的属性(自然生理的)和特有的概念结构(历史-文化的)所给定的方式去建构和解释它们。……‘同时性谜’、‘量子之谜’、‘不可逆之谜’、‘指 数爆炸’等等，就是人类主体面对这类客体对象所产生认识困惑。因而，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既具有客观的涵义,又带有主体的尺度。” [37]再者，科学认识是认知主体在有关的背景知识下进行的，任何一个科学实验，从设计、观察、事实陈述、结果解释，乃至形成理论总离不开主体的理论预设，这使得人的认识带有先入之见的特点。西方哲学史上就有所谓的 “模式说”与“白板说”之争，库恩的“范式”理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等都涉及这个重要问题。事实上,人们都是戴着“有色眼镜”从事科学认识活动的。这就如拉图尔在对巴斯德实验室的分析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很擅于在自己的背景框架中设置实验和仪器以便于使那些看不见的演员— 显微镜清楚地显示出微生物运动和生长的图景。”[38]由此可见，科学认识并非是完全客观的过程，科学家的思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认识的进程及其结果，更不论那些故意诱导的极端案例了。因而不同理论参照系下得出的结论，都有自己特定的视角、适用范围和表现方式，不存在一个绝对公允的、普遍适用于一切领域的精确科学。任何科学认识都要与背景知识或其它理论发生联系。科学的确定性因而要受制于更多的因素。 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价值论的角度出发，我们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科学生产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科学知识生产的本质属性，这种不确定性就决定了科学知识在发生，传播和运用中都充满了风险。 3．认知手段 科学的不确定性既有其客观基础，也有其主观根源，更是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主要通过科学研究的仪器、语言和方法表现出来。 对于源自认知主体感官的限制而造成的失误，人类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可以采用仪器来加以消除。比如在天文观测中，采用望远镜等许多观测仪器，人的感官就可以得到延长，天文学观测因此进入许多未知的领域,，大大地提高人们对天文现象的认识。尤其是近代以来，由于实验手段的确立与运用，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消除是相对的、有限的，因为任何科学仪器与设备，都是由人来制造和使用的，它们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适用，不仅观测需要人的感官来实现，而且观测结果也需要人来辨认与解释，根本不可能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微观领域中，实验建构了一个认识测量系统，主体通过观测仪器的中介桥梁作用于认识客体。而每一次借助于观测仪器对粒子进行测量都意味着对被观测的粒子运动行为有所影响，所测量的结果就同粒子的原来状态不完全相同，客观事实同测量本身直接相关。也就是说，作为认识中介，观测仪器既同认识主体发生作用，又与认识客体发生作用。仪器作为中介在与主、客体两个方面发生作用的同时，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因而加剧了我们对能否认识客体的疑问。因为观测仪器在观测过程中与客体发生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误差是不能忽略不计的，它使人们所获得的认识不可避免的含有不确定的成分。 知识总是由语言表达的，语言是知识的载体。语言指称的不确定性表明知识具有不确定性。人类社会初期，语言总是用来精确地指称人类周围的有关东西。但随着认识范围的扩大，必然用有限的名称来指称大量的客体，甚至把新出来的符合语言内容的客体也纳入通名的指称范围之内。正如哲学家奎因所说:“被认为是一串字母或语音的一个陈述决不是绝对地真，而是在语言L(对于适当的L)中才是真的。”[39]从客体方面来看，语言指称的对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要用经典的物理学概念来描述微观客体,显然无能为力。而人类语言符号系统方面的滞后性无疑加重了这种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日常语言不但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和滞后性导致了指称范围出现不确定性。指称的这种不确定性正是人类认识发展的重要途径。科学知识是以科学语言为基础，并由词、词组等按照语法规则组成的一个系统。科学语言具有概念的明晰性，定义的严格性，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不严密性。但尽管如此，科学语言毕竟是来自于自然语言，以自然语言的意义为基础。因此，科学语言同样不能摆脱不确定性。科学语言的词、词组的定义和意义最终离不开具有不确定性的自然语言中的词和词组的解释(通过一定的对应规则进行联系)，从而使得知识具有不确定性。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曾指出“词的意义的内在的不确定性当然很早就被认识到了,并且这已引起了对定义的需要……但定义只能用其他概念做出,因而人们最终必将依靠某些概念,并且,这些概念是按照它们本来的面目那样拿来使用的,既未经分析,也未作过定义。”[40]在这里，我们看到海森堡实际上指出了由于自然语言的不确定性而最终使得形式上具有确定性的科学语言具有不确定性,因为科学语言离不开自然语言作为其意义的基础。另外，当今世界使用的语言有数千种之多，每个语种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在理解、交流同一种科学现象时，便具有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在研究方法上，同样存在着不确定性。从方法论原则来看，从科学事实抽象出概念，进而构建科学理论，存在以归纳方法为核心的归纳主义方法论原则和以演绎方法为核心的演绎主义方法论原则。我们可以把古希腊哲学的认识路线概括为从建构观念的理想对象的一般本质开始并通过逻辑演绎达到论证的确定性的结果，而近代科学的认识路线却是相反的：从感性经验的特殊开始，用归纳法来达到对现象事物的规律性的普遍认识。[41]可无论是哪一种认识方法都不具有逻辑上可证明的确定性。 逻辑演绎方法要从真实可靠的前提出发，通过合理有效的推理论证方式而达到具有确定性的知识结果，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知识的确定性必然依赖于前提的确定性，虽然知识是靠严格的演绎三段论的论证获得的，但作为其前提的不证自明的公理或公设是没法通过逻辑加以证明的，如果我们不能确立论证前提是真实的，知识的确定性还只是一句空话。 古典归纳主义方法认为要从经验事实到科学理论可以归纳地完全证实只是一种理想，是建立在他们对于“归纳原理”的合理性信念之上的。休谟说明了归纳原理既不能逻辑地加以证明，又不能经验地加以证明。这可以从简单枚举归纳方法中得到理解。比如，不管我们已经观察到了多少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之后，归纳法的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他们只研究归纳法对理论的辩护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不再要求应用归纳法论证科学理论的完全真，而是寻求应用归纳法论证科学理论部分真，或者概率真。因此，他们沿着建立概率归纳逻辑的方向发展，去寻求确定经验证据对科学理论的“确定度”。但最终结果是，我们甚至不能在概率的意义上确立归纳结果的确定性。在科学认识的每一环节，都有事实与理论逻辑的鸿沟，充满着非理性逻辑的不确定性。[4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科学知识生产系统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不确定性，这决定了科学知识具有不确定性。因为没有离开客观世界的纯粹的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总是与经验世界或客观世界相联系的；科学知识总是由认识主体通过一定的方法来获得的。人类的这种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模式和认知方法就决定了我们由此而获得的科学知识只能是相对的、可错的，不确定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自然界是无限的且变动不居的，我们所获得的这点儿科学的“真”，只是自然界部分对象在特定时空中的“真”。要把这些“真”作为一个普遍规则或理论而推广开来，其风险程度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二） 科学风险产生的社会语境 不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充满着不确定性，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不确定性同样不可避免的存在于科学研究活动的全过程中。 一谈到科学与价值的关系,不能不提的一个观点就是：科学是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科学是追求纯粹真理的事业,是客观的。科学认识的活动是从无误的初始前提(如观察、公理)出发,达到对自然的真实认识,科学是自然之镜。价值是关乎目的的,是主观的、功利的、非理性的,是不能做逻辑分析的,价值是心灵之镜。科学与价值各自统治着不同的经验领域,“科学真理不选择价值,不赞许、也不拒斥价值。换言之,科学真理恪守客观的中立而不理会主观的评价”。[43] 但是，所谓科学的价值中立性是有条件的。众所周知，科学是一个巨系统，科学知识的内容就其反映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而言是客观真理或所谓真命题集，是独立于主体的价值指向的。而从科学系统的其它子系统来说，则无法摆脱价值制约性。我们知道，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社会各个子系统当中的一个，当然不能脱离其他系统而独立存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伦理等相互作用而形成了科学赖以生存的繁杂的价值背景。这些价值因素直接作用于科学的研究活动，体现在对其探索的动机、活动的目的、方法的认定、事实的选择、体系的建构和理论的评价的影响之中；价值因素作用于科学知识体系，体现在对其科学基础、科学陈述和科学解释之中。而这一切，无不是通过科学认识主体得以实现。与此同时，科学认识主体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又有各自独特的价值判断。科学认识主体的价值判断与科学的背景价值之间形成了一个合力，科学就是在这样一个价值合力的作用下，产生并发展着。 正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价值是主观的、功利的、非逻辑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客观的，无私利的，而是与社会历史事件的更迭与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的随机选择紧密相关的，因而具有很大的或然性。这就使我们对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三、 本章小结 本章从发生学和形态学上考察科学风险，尝试从结构和动因的辩证统一上对科学风险做出科学界定。在讨论了科学风险的不同形态之后，着重研究了科学风险的产生根源。科学风险的发生源于科学自身语境（认知主休、认知客体，认知手段）和社会环境语境（经济、政治，文化）。前者的作用域是科学的内容本身，即内史部分，是客观的独立于主体价值诉求的；后者的作用域是社会历史设定的，是外史部分，是价值取向的。对科学活动而言，这里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这是研究科学风险必须遵循的理论原则。 第三章 科学风险的演变进程 第三章 科学风险的演变进程 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风险所表现出来的侧重各有不同，在小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兴起，哥白尼的日心说、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伽利略对天体的观察以及对运动的探讨等，与宗教教旨相违背，科学的有些方面被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