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的文献史料，比起后世的文献史料更具体、更细节、更真实。因此，它的史料价值极高，比如殷墟甲骨、敦煌经卷等。而新石器时代之所以被称为“史前”，也就是指其处在有史料记载以前。后世的文献史料中，与三皇五帝相关的内容，多少反映了一些史前先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但由于神话色彩浓重，算不得信史。那么，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有没有称得上“当世文献”的史料呢？如果有的话，我们是不是能读得懂？

　　转变一下，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新石器时代是否已经出现了‘我们可以读懂的文字’？”

　　“丁公陶文”与“龙虬庄刻符陶片”两件文物，曾把“史前文字”的讨论推上热点。但两者处在各自的考古学文化背景中，均是很孤立的存在。而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却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是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中，最值得用来探讨文字起源的一批材料。其中，嘉兴平湖庄桥坟遗址不仅出土有大量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并且出土了句式性很强的刻符标本，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于是，在2012年、2013年，考古学界连续开展了针对良渚文化刻符的讨论会。

　　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实证。作为西方世界长久以来认定的“文明”标准之一的“文字”，却缺席了阐释中华古文明的诞生过程。这促成了学界对文明认定标准问题的反思，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同时，也再次促使考古专家们在“良渚文化有没有文字”的问题上，找个答案。

　　9月23日，为了这个议题，由浙江省文物局指导，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湖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浙江省考古学会、平湖市博物馆承办的“史前符号和早期文字”学术报告会上，来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北京大学的六位专家老师，在平湖博物馆开展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研究成果报告。

会议现场照片

　　关于“良渚文化有没有文字”，和“良渚文化的文字我们是否读得懂”两个问题，如果不给“文字”做个内涵界定的话，讨论将是无休止且无意义的。在第一个问题中，我们需要率先明确，“良渚文化有没有文字”讨论的“文字”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在这里，狭义的文字可以指属于现代汉语系统的成熟的文字，广义的文字则是各种不同语言系统的我们认识或者不认识的文字。而第二个问题中，能否被我们读得懂，却并不等于良渚文化是否有成熟的文字。因为，符号的、形式的意义也是能够被理解的。若真如此，那么，就可以证明良渚文化有文字（广义上的），又可以读一读这良渚的“史料”了。

　　六位专家的发言，根据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四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是综述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拱玉书分别对良渚刻符与西亚文字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赵辉老师在线报告

　　赵辉首先肯定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的资料价值，同时也指出了资料搜集面临的困难。以书中收录的符号为基础，概括出大约300种符号，分为象形与抽象两大类。结合具体出土地点的情况，认为良渚刻符主要是由一般等级聚落或墓葬中出土，属于良渚社会大众层面的产物。

　　赵辉分别介绍了陶器、石器、玉器三种不同载体上刻符的特点，认为刻画有符号的陶器，大多属于普通的、习见的陶器，而玉器的刻符与陶器的刻符有明显差别，表明了良渚上层社会在宗教、政治方面的专属内容。根据刻画位置的不同，良渚刻符可分为开放型刻符和隐蔽型刻符两类。这两类刻符当对应着不同的功能。隐蔽型刻符具有器物记号的作用，而开放型刻符更具有传达意义和概念的作用。根据刻画顺序的不同，可分为烧前刻和烧后刻，烧后刻的象形符号多于烧前刻。而同一种类的刻符，往往是隐蔽型的抽象刻符，烧前刻的多，而烧后刻的少。根据这种对应关系，可见烧前刻与烧后刻的不同，也主要与前述作为记号和传递信息的功能有关。从书写系统的角度出发，不同地区重复出现的刻符，有了一定的传播的意义，说明特定形态与特定概念之间有了固定的对应关系，以刻符为载体的信息传播网络已经出现。希望随着今后的发现，良渚的“字库”还能有所增加。

　　以上主要针对符号单体，而连续的刻符并不多见，但有可能已经初步表达出了语法的语言结构。其中，以不同的动物象形符号并排构成的连续刻符，好比名词的并列，无法表达语义，应该是作为装饰使用的；一些连续刻符中出现斧子、箭镞的象形，则可能有转为动词的意义，使连续的刻符带有叙事的意味；象形、抽象符号连续排列的情况下，由于不能像推测象形符号的词性一样推测抽象符号，不能排除其叙事的可能。这些叙事的连刻，表明良渚文化有了初级的“语文”。

两河流域的泥版文书（拱玉书讲座截图）

　　拱玉书以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为例，对比了两河流域以及周边地区的符号，证明了器物上的符号从起源上早于楔形文字，而楔形文字发源于陶筹，两者的发生发展是并行不悖的两个过程。当文字开始流行以后，符号依然被大量使用着。即使是同一类器物上，比如乌尔地区出土的石碗，可以出现楔形文字，也可以出现无法释读的符号。但在更多情况下，符号的载体与文字的载体具有不同的性质。文字往往书写在一些约定俗成的材料上，比如两河流域流行的泥版文书。尽管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泥质书写材料的形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泥质材料始终是文字最主要的载体。文字所表达的内容，与载体没有意义上的关联。一些具有铭文性质的文字，则与器物载体有关，表达把该器物献给什么人的意思。而器物上的符号，则是一种记号，没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只有附着在器物上才能表达诸如标记陶工、工场、顾客、容量、死者等意义。这与赵辉在介绍良渚隐蔽型刻符时的观点是一致的。从形态上看，器物符号的刻画没有一定的规范，同一种符号在不同器物上呈现的笔画、结构多少会有些出入。即同一个符号会有很多异体，这与良渚刻符类型归纳的情况十分相似。从出土数量上看，单独一个乌鲁克时期的遗址，出土泥版6000多块，符号800多个，单一符号的异体多达十几个的情况下，在西方学者看来尚属于“原始楔形文字”，是成熟楔形文字的早期阶段。而良渚刻符显然尚未达到这样的程度。如果符号发展了几百年，仍然不能出现成篇的文章的话，就不能认为这样的符号体系属于文字了，南亚地区的哈拉帕文明的印章文字，其实就是这种符号。

问题的缘起（秦岭讲座截图）

　　第二个类型是问题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简单回顾了“良渚有没有文字”这一问题的缘起并介绍了相关的学术背景之后，梳理了广义与狭义的文字系统的概念。从狭义的角度来说，不能认为用图像或者用单个图形符号来表达意义的就是文字；而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原始文字”又该如何定义？

　　在世界上其他早期文字系统中，“原始文字”通常是指成熟文字系统的“前身”，那么，是否良渚的所有刻符都能算原始文字？它们和后来成熟的文字系统会有继承关系吗？作为讨论良渚刻符的基础，需要首先回答三个问题，即什么样的载体、什么人使用，以及什么场合下使用。而进一步的研究，则涉及更多的问题。比如，不同载体的良渚刻符，是否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或者哪几种属于“文字系统”？良渚古城遗址会不会是发明和使用刻符“文字”的中心？良渚刻符的创造者、使用者、学习者分别是谁？有多少比例的人是“不认字的文盲”？文字需要能够完整地传递信息，而良渚刻符在广义上是如何传递信息的？刻符传递的社会功能，是在哪一个阶层中得以实现的？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与良渚文明的其他因素以及社会发展的整体相对应，并且，需要以考古学的方法为基础。尽管对良渚刻符是原始文字这个观点持保留意见，但是，刻符对汉字系统的贡献值得肯定。

　　第三个类型是“找字”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徐新民，同样也是庄桥坟遗址的发掘者。他在报告中概括介绍了良渚文化刻符的众多类型，包括一些典型形式和常见的组合方式。T1012:10与H41:1这两件刻纹石钺，是他报告的重点。通过仔细观察显微照片，分析线条粗细、叠压关系等，指出其上的刻符有时间先后。并且通过将石钺以装柄方式正置，向观众呈现了刻符完全不同的形态。在刻符石器经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石器微痕分析实验室进行微痕分析之后，观察的尺度细化到刻痕内的土壤胶结物、风化程度、光泽度等极其微观的方面，证实了刻符的真实性，且刻符多形成于石钺断裂之前。偶有刻痕形成于断裂之后，或有后世金属器的刮刻伤，当排除在原生的刻符之外。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徐新民研究员

庄桥坟石钺T1012:10的两面刻符

　　良渚博物院名誉院长徐天进，是商周考古、商周青铜器研究的大家。他首先汇总了十年前专家学者们认定良渚刻符为原始文字的共识，随后列出了庄桥坟遗址出土上述两件刻纹石钺上刻符的不同摹本，并且亲自另做了一份摹本，将不同摹本相互类比，提炼出可分辨的18个符号个体。他肯定了徐新民认为刻符有先后叠压的观点。同时，他还指出辨认刻符时应该排除那些并非刻符的刻划伤痕、摩擦痕，将有效的刻画笔道区分出多组符号，不至于造成研究对象间的相互混淆。

不同摹本的刻符对照（徐天进讲座截图）

　　第四个类型是“释读”型。徐天进引用了严文明先生的一段话：“如果把同一符号体系的所有资料加以排比分类，从符号本身的结构及其相互联系来加以分析，再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特点，对其可能的含义作些逻辑性推测，也许不失为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朱雪菲，以澄湖74WchJ127:1双耳壶的五个符号为例，做了个案的释读，即是严先生所述方法的一次实践。旨在讨论一种通过分辨刻画符号自身的规律性，提炼其中含义的研究方法，以避免纯粹的猜想式“图说”。其研究基础是传统的考古类型学。针对数量最大的刻符载体——陶器，提出了同一种形象的符号在烧前刻与烧后刻中，可能具有不同意义的认识。朱雪菲在报告中简介了几类可能存在的良渚人创造刻符时所遵照的法则，并将其与汉语造字法则进行类比，提出了“刻画符号尚未进入汉字系统，但不能排除后世汉字的造字法则，对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构造法则有所传承”的观点。

澄湖74WchJ127:1双耳壶刻符

　　持有“精英阶层造字”观点的拱玉书、徐天进等，提到了文字不是长期累积的结果，而是由社会精英在短时期内创造的，他们也认同文字的创造可能对已有的符号系统有所参考。而赵辉则认为，就良渚刻符而言，只能看出有很少量的刻符与良渚的最高阶层有关，更多的符号是普罗大众的创造。对比这两种观点，“自上而下”的文字系统与“自下而上”的刻符系统并不兼容，这与拱玉书介绍西亚文字时指出的，文字和符号是可以并行发展的两个系统，不谋而合。

　　主持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具有长年的良渚玉器线绘及刻符描摹的宝贵经验及深厚功力。他在总结众位专家的发言时，肯定了专家见解，同时肯定了《平湖庄桥坟遗址刻画符号图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等图录材料公布的完整性。他强调了符号观看视角的多种可能，强调了研究刻符需要回归其出土情境、结合载体器物，对刻符线条的观察需要结合多种方法，尽最大可能做到准确、客观。会议最后，方向明所长再次肯定了良渚文化刻符属于原始文字的观点，同时认可了报告会中各类问题的提出、多种方法的运用、不同视野的引入，比达成共识更加重要。

会议现场照片

　　会议在紧张而融洽的氛围中顺利结束。针对良渚文化有没有文字，专家们在良渚文化尚未出现成熟汉字这一点上达成共识。然而，良渚文化到达文明国家的程度，应对复杂社会的管理、大型工程的实施、手工业体系的建立与贡赋的缴纳等一系列国家行为的完成，在没有文字作为沟通手段的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良渚刻符所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无需质疑，而良渚文化是否存在尚未被发现的另一套更为成熟的文字系统，也值得期待。

　　目前，鉴于专家们对文字涵义的外延掌握程度不一，对刻符分类标准的把握不同，尚没有形成对良渚刻符系统的标准化解释，我们要读懂良渚的“史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