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自古出大儒。1933年，陈应时、陈聆群在江南出生，几十年后，他们成为了中国音乐史学界著作等身的大儒。两位同龄人还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同事，因学术上的惺惺相惜又成为挚友和知音。他们分别在古代音乐史与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中创造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在学科发展的历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今年9月底，上音举行“传承·弘扬——陈应时、陈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音乐史学术研讨会”，全国的中国音乐史学专家齐聚上海，共同回顾两位大教授的学术成果，并开展了丰富的学术研究活动，继续体现上音作为“音乐家摇篮”，在新时代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化建设方面的责任和担当。

学术成果之高受到公认，强力推动中国音乐史学科建设

2019年和2020年，两位先生先后辞世，让学界痛惜。为纪念两位先生，并继承先生遗志，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史学会与上海音乐学院共同主办，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音乐学院校史馆、《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共同协办，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与上海音乐家协会音乐理论工作委员会承办了本次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吸引了众多知名专家。“陈应时与陈聆群两位先生倾其一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学术宝藏。”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冯磊说。

冯磊表示，两位先生都来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江南人文渊薮，“自身的天资聪颖加上上音这一高等音乐学府赋予他们的求学沃土，使其一跃成为上世纪60年代上音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毕业留校近半个世纪以来，两位先生分别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累累硕果。”

即使是普通乐迷，对两位教授的学术成就也不陌生。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音乐史被认为是“哑巴音乐史”，很少有乐谱流传下来，能传下来的，也因为独特的记谱法，让现代人“如看天书”。像敦煌文化中对于敦煌乐谱的研究，历来受到全世界瞩目，陈应时从1979年开始关注《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频频突破，如今其专著《敦煌乐谱解译辩证》已经成为业内极有影响力的学术成就——他提出的唐代乐谱节奏研究的“掣拍说”理论，使他荣获日本第26届（2014年）民族音乐学小泉文夫奖。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王丹丹表示：“陈应时先生是中国古代乐律学及古谱研究‘终极问题’的挑战者，他对敦煌琵琶乐谱的研究和他的律学理论在国际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上音的历史，堪称半部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史，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公认，而这个“公认”的过程，跟陈聆群先生的学术贡献也有着莫大的关系。在超过一个甲子的理论研究过程中，从上世纪50年代初写近代音乐史，到本世纪初学界的“重写音乐史”热潮，他凭借对近现代音乐史学材料的掌握，一次又一次地梳理，力图让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脉络变得更为清晰；同时为该学科的研究填补了涵盖近现代音乐家传记、近现代音乐教育史、台湾地区音乐以及音乐史学理论等在内的诸多学术空白。

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洛秦教授高度评价说：“在我看来，陈聆群先生是一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基本问题’的奠基者、不断反思求索的开拓者。”

此次的研讨会，四十多位专家除了纪念两位先生，还围绕两位先生生前研究的学术论题，包括乐律学、古谱学、琴学、宫调理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等展开研讨，彰显了两位先生的学术成就之丰。

治学严谨全情投入，留下的学术精神更宝贵

两位先生不仅留下了学术成就，更重要的是，他们留下了老一辈学者严谨治学的学术精神——其中，陈聆群先生在强调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对于“重写音乐史”等学科问题的推动中，呈现出不畏苦难、面对事实的学术风尚；陈应时先生在古琴幽兰谱的律制、宫调理论中的调与调性、“之调”与“为调”等大量争议性问题中，表现出了一丝不苟、绝不妥协的态度与品格。

“两位先生以史料为依据，从具体的形态入手解决目标问题的学术思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与弘扬。”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前系主任、陈应时师门代表赵维平教授说。

在研讨会上，跟两位教授生前有很多接触的学生、同行，从不同角度回忆了先生们的生活和工作点滴，拼出了令人钦佩的学术巨匠精神画像。陈应时先生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武痴”，他一生与世无争，高度关注于学术研究。与人通邮件，罕见寒暄，都是学术问题的讨论，著作中有小错误，哪怕是学生指出来，他都会高度认可赞扬，甚至“任命”学生来给自己做校对。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教授是陈聆群先生的学生，他透露，恩师曾说“一切成功都是坚忍的结果”，这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是被贯彻始终的原则。“他做学术是全情投入的。”王勇教授说。

为了做强这门学科，两位先生不仅自己学术超群，还全心全意培养出了赵维平、洛秦、喻辉、岳冰、王勇、戴微、王洪军、陈荃有、金桥、王安潮、黄大同、阮弘、吴志武、吕畅、漆明镜、赵玉卿、陈永、冯雷、于韵菲、肖阳等一大批至今仍活跃在学术界的优秀学者，为中国音乐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

师从两位先生的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戴微说：“在自己的心目中，陈应时先生是位严师，陈聆群先生是位慈师，但对我都是一种爱护的状态。最关键的是，他们对我的学术均有严格的要求。”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汤琼也回忆说，陈聆群先生是自己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校外评审专家之一，“先生因故没能来到现场进行评审，但还是提交了好几页手写的评阅书，非常认真与细致，这份评语我复印后一直珍藏至今。”

两位先生是同龄的一代大儒，他们在学术上是互补的，私下里也是惺惺相惜的知音好友；他们对待学术、对待同行、对待后辈的态度，影响了业内很多人，所以这次研讨会同时纪念两位先生，也是期待中国音乐史学科传承先生们尊重学术、重视学术的优良传统。

接过先辈的“枪”，上音后来者接续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在上音近百年的灿烂历史星河中，像陈应时、陈聆群这样的先贤名家不在少数。他们共同参与，帮助上音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构历程中取得了大量成就。陈聆群先生曾经著文《我们的“抽屉”里有些什么？》，在音乐史学界振聋发聩。“二十年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建设在上述几个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音乐史料的‘抽屉’已经大为丰富。”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冯长春教授说。

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是上音延续推动学术交流与社会普及的传统，对标“双一流”建设为推动中国音乐史学发展做出的重要举措。上音院长廖昌永教授也特意抽空在研讨会期间赶来，他恳切地期待学界前辈们“可以对上音的学科建设提出宝贵意见”。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蔡梦教授认为，这是用心、用力、用情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规格特别高，学术性特别强，历史意义非常深厚，非常厚重。它连接着历史、现代、现实和将来，连接着中国音乐史学发展的命脉。在这个时候举办这样的会，以这样的选题，真是我们学术界，尤其是我们音乐史学界可以放在历史节点上、成为标志性的一次会议。

研讨会非常务实。除了纪念两位先生，新的音乐史学科研究课题也在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像研讨会期间，有一场音乐会让学界几位前辈都颇为激动，它是由赵维平教授主持与演讲，戴微、张晓东、魏思骏、朱冰妍、张佳婧等演奏家们参演的讲座音乐会“丝绸之路·唐代音乐的重构实践”——这是延续陈应时教授的研究，通过古谱的解译，重构唐代音乐风貌的最新成果。

此外，研讨会上还有学者列举出了中国基本乐理领域仍有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丰富的学术交流，让整个中国音乐史学界都为之振奋，成果颇丰。据组委会透露，本次会议已收集了约15万字的论文，后续将集结成书出版。

与会专家认为，上音“从创建之初就十分富有地积蓄了一批时代精英，构建了多套示范性知识体系，书写了让世人甘愿守护的典籍，形塑了一种乐像经典气度”，而后来者对先辈的纪念，更重要的意义是为了“接过先辈的‘枪’”。

正如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江明惇教授所说，陈聆群、陈应时的学术与教学成果，不仅仅局限于成果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毕生的经历化入到传承与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发展与建设的洪流之中。这才是这场研讨会之于上音、之于中国音乐史学科更值得关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