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因思想而凝聚。即使横亘岁月的长河，也会心神愉悦地靠近。
在湖南先贤郭嵩焘身上，融铸了中南大学教授孟泽对某种人格和精神的偏好。
提及湖湘文化的辉煌，不少学者，无数湘人，无不对曾国藩、左宗棠的功业津津乐道，而对湘军创建者之一、“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郭嵩焘的价值隐而不提，或莫衷一是。似乎他不够彰显“湖南人的精神”。
【郭嵩焘（1818-1891），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晚清时期中国首任驻外公使、洋务运动先驱，被誉为中国近代“清醒看世界第一人”。】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文化逻辑，俘获众生。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湖南湘阴人郭嵩焘被朝廷贬职、被朝野骂为“汉奸”，无疑是现实社会的失败者。但在湖南双峰人孟泽看来，在一个常常因为当局者的颟顸而不免举世昏迷的地方，像郭嵩焘这样无可奈何地把自己做成了孤独的“逆流”和“反派”，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清明的见识和“野蛮”的真诚。
2009年，孟泽研究郭嵩焘的专著《洋务先知——郭嵩焘》在凤凰出版社出版，12年后，2021年11月，篇幅增加三分之一的新书《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在岳麓书社面世。孟泽自言，对书中的人物和主题，一直不能释怀；相关的阅读和思考，也一直没有停止。
【《洋务先知——郭嵩焘》与《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
一个独醒者为何成为“失败者”？孟泽希望新书能清晰地还原郭嵩焘和他所置身的时代与文化之间的互动，破译郭嵩焘遭受“独醒之累”的秘密。
“他试图最大限度、最快地消除这种倾斜”
道光十五年（1835年），18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次年进入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刘蓉等相识，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结下一生的金兰之交。
两次会试名落孙山，1840年，郭嵩焘经友人推荐，前往杭州给浙江学政当幕僚。这次为幕时间虽然不长，却埋下他思想偏离传统的变化契机。当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浙江地处前线，郭嵩焘“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一向为“华夏”所看不起的“岛夷”的船坚炮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847年，郭嵩焘第五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从此正式宦海浮沉。
孟泽曾以“三起三落——晚清时运与郭嵩焘的官运”为题发表过主题演讲。“无功利心，过于‘清澈’是郭嵩焘三起三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孟泽认为，郭嵩焘并不是不想做官，他觉得要做官就要做事，不能做事就不必做官。
“郭嵩焘毕生认真做事，认真到缺乏幽默感；认真到左宗棠骂他迂琐；认真到他自己不能自持。”孟泽表示，过于“认真”，不能含垢忍辱，是郭嵩焘三起三落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过于‘理想主义’是郭嵩焘三起三落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孟泽进一步分析，郭嵩焘的理想与他所面对的现实常常是相冲突的，郭嵩焘从生命的真实感受出发，以苍生为本，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杰出者的最高信仰，这也是郭嵩焘跟一般持禄固位的“犬儒”“俗吏”不一样的存在冲突的地方。孟泽认为，这与郭嵩焘秉持赤子之心性是有关联的。“还有一个冲突的地方是，郭嵩焘认为商人、商业的地位应该受到尊重。”
“郭嵩焘的很多自我反思、自我检讨，并不是意味着要自我收敛，有所改变，更不足以成为我们今天把郭嵩焘的仕途挫折视为其性格使然的依据。何况一个人的所谓性格，事实上联系着一个人的思想，甚至可以说，一个人的思想常常左右着甚至决定他的性格，所以说到底，郭嵩焘的为官困局，根本上就是那个停滞、僵硬而慌乱时代的必然。在这种时代和制度条件下，类似郭嵩焘这样的人，很容易沦为它的对立面，甚至敌人。”孟泽说。
郭嵩焘悲剧性的命运，他的个性和思想，在孟泽的新著中，是在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倾斜关系中展开和呈现的。郭嵩焘看到了这种倾斜，并且试图最大限度、最快地消除这种倾斜。但他的言行遭到了系统性的捕杀。“也许不是一个通过改变策略就可以改变局面的问题，照他的话说，这同时是一个‘有本有末’的问题。”孟泽说，“只是晚清当轴者的势利和昏迷，凸显了其中的困局和悲情，使得哪怕是策略的改变与改善，也极其艰难，让人痛心不已。”
在湖湘文化研究成为显学，关于曾国藩、左宗棠的书籍时时爬上畅销书排行榜的当下，孟泽认准的是郭嵩焘身上洋溢的敢走“窄门”、不惜牺牲的烈士精神。
世所罕见的清明与健康的理性
1876年末，一个标志性的历史时刻，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出使英国。按照朝廷的要求，他很快以《使西纪程》为名，寄回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51天行程的日记，还小心谨慎地删改了其中觉得可能“不中听”的话。但是，《使西纪程》印行不久，就在国内士大夫中引起强烈反对，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说，郭嵩焘大概已经“中洋毒”；文史学家李慈铭说，郭嵩焘“诚不知是何肺肝”；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请求将《使西纪程》毁版；张佩纶请求撤回郭嵩焘。
【《使西纪程》】
在所有人视洋人为夷狄，为洪水猛兽时，郭嵩焘早就认为洋人也是人，可以“以理格之”“以礼通之”。
郭嵩焘的说法，颠覆了千百年来天朝把“夷狄”等同“禽兽”的霸权话语。
郭嵩焘秉承世所罕见的清明与健康的理性，在孟泽看来，是郭嵩焘迥异于同时代那些贤达者的特有魅力。
郭嵩焘被骂作“汉奸”，有人就想当然地说这是他主张“全盘西化”的下场，“那更是天大的误会。”孟泽说，“以郭嵩焘的出身和教养，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是毫无疑问的。”
在列强横行的年代，家门口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拟。孟泽引用郭嵩焘的话说，“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而且，“夷人之于中国，要求通商而已”“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因此，虽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否则，就会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那才是真正的灾难。
出使之日，郭嵩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之后，他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士绅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张贴于大街之上。
正视现实，而不是盲目托大；学习他者，并非就是看轻自己。弱小者的自卑与自傲，在纷乱的时代，最易搅动民粹情绪的涌起。
赤子般的认真、清澈与愤慨，在一个老大帝国斜阳晚照举世昏聩的时代，无疑成了一个清醒者的罪过。
真话，难免被权力敌视，被世俗误会。“郭嵩焘的思想、言论、作为，不仅对他所置身的王朝有违碍，对他置身的文化也不免有违碍，他自然是深爱他所置身的王朝和文化的，所以，他常常怃然，常常流泪痛哭。”孟泽理解郭嵩焘进退失据的无奈和痛苦。
“这是一片不失野性和宽大的原野”
作为郭嵩焘的隔代知己，孟泽身上同样洋溢着理想主义。
这个15岁考上湘潭大学，之后毕业留校的老师，因其横溢的才气、内敛的个性，在湘潭大学中文系中人气超高。相熟的朋友半是认真半是游戏地以“桂老”（孟泽原名张桂喜）相称。其时湘大有“三老”，新任校长听闻后，对此纳闷，问身边老师：为何他们年纪轻轻却被称什么“老”。这位老师机灵，随口解释：这个“老”要加个单人旁。校长哈哈一笑。
在传统语境中，德高望重者，才有“老”字相称。但以此看见当时湘潭大学人文的高卓和风气的开放。
在湖南，湘潭大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长沙，你若碰见让你钦佩的行业翘楚，往往就是湘大的毕业生。
典型湘大学生的特征是什么？或谈吐雄壮，或木讷羞怯；推崇理想，敢于冒尖；重个人突破，轻一时得失；乐于独行，野蛮生长。
孟泽之于湘大，有朋友说，最广为流传的就是他关于湘大的那段“名言”， “这是一片不失野性和宽大的原野，在原野上长出来的花果林木，总是让人感觉到健旺丰沛的草莽气息和生命力，感觉到自由和生猛，当她逐渐成长起一份精致和文雅、严密和理性时，她就不止属于湖南乃至中国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湘大，如旷野深处，乔木巍峨，野草葳蕤，大水横流。
孟泽在一篇《原野上的湘大》的文章中这样深情回忆： 大约大三的时候，彭燕郊先生(20世纪中国诗史上，不可能没有关于他的篇章)和萧艾先生(愿上帝在他的身旁保护他卓越的不同寻常的才思、愤怒和刻薄)在同一个学期给我们开设《诗歌欣赏》《王国维研究》的课程，当他们用当时中国学界最“前卫”的思想和学识，向我们滔滔讲述波德莱尔的《信天翁》、雪莱的《西风颂》，讲述王国维如何在古典与近代、东方与西方的苦闷疑虑中自沉昆明湖时，我有一种被扩张、被启蒙的强烈感觉，混沌初开的感觉。其时，我开始读到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我几乎把这本书抄了一遍，我第一次体会到，即使是已经流逝的生命原来也可以是灵动和温润的，美的表达就是生命的表达，而生命是无法或者说不应该简单地概括和定义的，它永远体贴不尽，永远在被发现和创造中，全部文化史写满了这种体贴、发现和创造，让人魂牵梦萦。
这种对生命复杂性的认知，对精神之美的苛求，对思想启蒙的期待，对创造与发现的推崇，成为孟泽学术生涯的兴奋点。
孟泽的学术旨趣呈现出高度的精神性——那种饱满而自由的灵魂，面对俗世与无物之阵时的坚守与挣扎。在孟泽的学生黄惊涛看来，孟泽的各种著述，有历代狂士的心性辽阔，有王国维、鲁迅诗学背后的个体与民族整体的悲剧缠绕，着力最多的，都是对“独醒者”“失败者”的深沉体贴。进而言之，是对“弱者”的无限共情，他甚至有一本关于诗人诗歌的书的后记，题目就叫“弱者的事业”。
对于大家习以为常的追逐，譬如学术项目和奖项的申报，孟泽有点心不在焉。朋友说，孟泽没有政府级别的奖励，论文也常常非C刊，“尽管大家都知道他学问极好，文章写得漂亮，著作也不少，但有时填起表来，便难免有些尴尬。”
尴尬之后，孟泽依然如故。他用饱满的生命和率真的性情，读书，教授学生，并与不少学生结下亦师亦友的情谊。只要他发现好的读书种子，“臭味相投”，他会掏心掏肺地支持。他提携和帮扶学生的事迹，被一届届学子传颂中变成传奇。一名休学的学生复学遇到困难，孟泽在得到学生“真的想要读书”的答复后，说声“不要乱跑，等我消息”后，就忙着奔走相关部门。几天后他告诉学生：你可以去某某家门口蹲点守候，诚恳表态，直至他同意。学生谨遵师嘱，几天后果然守得云开见月明……
湘潭大学毕业生黄惊涛这样描述自己从前跟随导师学习的时光，“情如在父子兄弟之间。我主要学习他的两个面向：一个是对现代思想人格的洞察，一个是‘不为’式的懒散。”
有一次，学生们问及孟泽有哪些研究计划，孟泽谈起“述而不作”的话题。大意是，不轻易动笔，才不至于一写出来就让自己后悔，岂有文章觉天下，莫让功业祸苍生，他最不喜欢那种把一声咳嗽都写得花团锦簇的人。
黄惊涛说很怀念导师在北京读博的日子。其时，黄惊涛供职媒体，一次出差北京，深夜去导师宿舍。刺骨的季节，天寒欲雪，“我们几近抵足而眠，谈论学术、世界，以及各自的私事。那次我因为工作忙到很晚，突然就想去看看他。路上的出租车司机不断地问我，是不是要去找个教授送礼，认定我是个去找关系行贿的人。”他记忆清晰，二十多年前，在导师的新居阳台上，也是晚上，“天闷如蒸笼，老师穿着三角短裤，就跟我们胡乱谈论世界。”
这种精神彼此浸润，而相处随意率性的师生关系，恐怕在当下高校已成绝响。
即便孟泽后来调至中南大学，仍与许多学生保持联络。被诸多媒体供职的昔日学生“连累”，孟泽的声音开始越过校园，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关注长沙的地域文化，也留意政府与民间的互动。
【“公元1879年，从英国回到长沙的郭嵩焘——《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新书发布会 ”现场】
2021年11月30日下午，“公元1879年，从英国回到长沙的郭嵩焘——《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新书发布会”在湖南图书馆举行。孟泽和以研究湘军闻名的青年历史学者谭伯牛对话。谭伯牛坦言，他一方面能深刻地感受到郭嵩焘孤独的忧患和超越的见识，另一方面也体会到了孟泽在写作当中对郭嵩焘倾注的细腻、复杂的情感，“孟老师为郭嵩焘作这一部传记，至少在湖南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了解湖湘文化、湖南精神除了事功、军功之外，还有一个人孤独地思考，对抗时流，他不能够掀起时流、创造潮流，但是他敢于一个人去对抗潮流，清醒地看着各种人物的起伏、世间的变换，然后隔了这么多年我们还能记住他”。在对谈中，孟泽和谭伯牛一致认为，很久以来，大家以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概括近代湖湘人物，但以今天的认知和发现，似乎可以把彭玉麟拿出来，把郭嵩焘加进去，以“曾、左、郭、胡”并称。“曾国藩的道德与文章，左宗棠的功业与豪情，郭嵩焘的视野见识和思想，胡林翼的智慧韬略与人格，是远不止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标杆。这样的概括，也许更能代表湖湘近代人物精神人格以及所作贡献的高度、丰富性与多元性。”
这是当代湘人对近代杰出湘人的一次认知修补。湖湘文化的精神谱系由此更加开阔和健朗。
经得住现代性审视的历史人物，值得倾注生命的极大热忱，掸去短视、误解，甚至偏见的历史尘埃，这不仅关乎学问的做法，也关乎人生的活法。谦和的孟泽在精神丰盈的岳麓山下，自足地游荡在历史的“边城”。
任何时代都不讨喜的异端却在任何时代都有冒泡。庄子，屈原，嵇康，陶渊明，李白，徐渭，金圣叹，郭嵩焘……这个漫长的名单，多是失败者和失意者。但幸而有孟泽这样的学者，挖掘我们不曾在意的细节和真实。（文|李军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