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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评价清朝学术直播_梁启超评价清朝学术特点(2024年11月全新视觉)

内容来源：AI全自动内容创作接口所属栏目：导读更新日期：2024-11-27

梁启超评价清朝学术

「经典好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一本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有关清代学术的百科全书式的好书，开创了学术史的新体例。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严复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曹聚仁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将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的一个时代单位……以后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本书叙述明清以降中国学术之演变，经纬交织、层次繁复，分别以问题叙史、人物（学派）叙史、学科叙史，构成社会思潮史、学派史与学科史三大板块。本书特色在于邀请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夏晓虹教授，根据诸多版本汇校、考订成一部精良版本，并为之撰写年表与评述文章，具有极高学术价值。

杨度、胡适、刘文典、陈寅恪等等讲的人多，我就好奇，名气、功绩、历史地位高多了的梁启超怎么没人讲。梁启超两次出现在初中历史教材中（胡适一次，大学历史教材可能也不会出现刘文典、陈寅恪）：1898年戊戌变法（1895年《公车上书》的执笔人，领导戊戌变法），1915年协同学生蔡锷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其他方面有：《少年中国说》（20世纪中国文坛能够相提并论的应该没有双手之数），首提“中华民族”这一专用词（汉语词组无限，能够齐名恐怕五指不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点火人（当时梁启超正在欧洲游学，探听到了巴黎和会的部分内容，急发电报到北京，随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学过。）；改革新文体，积极构建近代法学；其他学术、教学、社会活动、为官等等姑且不论，有些争议。梁启超的家庭教育简直瞠目结舌，“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儿媳林徽因（妥妥的中科院院士人选），20世纪的中国家庭无有出其右者。梁启超的一大缺陷，立场不坚定：领导戊戌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制，拥戴清帝，发对革命；支持袁世凯，拥护中华民国；领导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支持段祺瑞……，最后心灰意冷，不到半百就无心政治，专注于学术、教学。有人说梁启超政治变色龙、投机分子，实在不妥：被清朝皇帝通缉流亡海外，被袁世凯通缉…….。梁启超历任清朝六品官，中华民国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盐政长官、造币局督办等等（有没有家财万贯、荒淫无度），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大概书生意气、浪漫情怀所致，轻信他人而成为招牌式的人物，缺乏政客的心狠手辣、阴谋诡计。如果梁启超活到1949年，十之八九国家副主席。有人说梁启超后来无心政治，那你就错看梁启超了。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面对中华民族亡国灭种，梁启超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绝对不会像周树人缩头做鹌鹑，绝对不会去做汉奸，而是到处奔走，大声疾呼，说不定还会古稀之年奔赴延安……。这个不算数。

陈寅恪出生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家庭，他的成就不仅是个人的努力，也是家族背景的积淀。他的祖父陈宝箴，曾是晚清著名的政治人物和维新派领袖。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上开创了多项改革，尽管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遭到“永不叙用”的处分，但他的政治影响力依旧存在。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还曾是清朝末年的政府官员。在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带领家人迁往金陵，这是当时的文化和教育中心。在那里，他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开办了新式学堂。陈寅恪的早年教育异常优越，这与他的母亲家族也有很大关联。他的舅舅俞明颐的家族与曾国藩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关系在陈寅恪的一生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陈寅恪与余大维的关系尤为特殊，余大维不仅是他的表亲，还是他的留学同路人。余大维后来成为了重要的军事和政治人物，两人的关系加深了陈寅恪对政治和军事学的理解和兴趣。陈寅恪的学术之路始于年少时期。十二岁那年，他便开始了他的国外求学之路，这一路上他先后涉足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并最终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了他的高等教育。在哈佛大学期间，他不仅学习了梵文和巴利文，而且在31岁时重返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深造，学习东方古文字学以及多种中亚古语言。他的学术生涯充满了创新和开拓。作为历史学领域的先驱，他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尤为出色，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和理论。他的作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不仅深入探讨了历史进程，还引入了如“关陇集团”等重要概念，这些至今仍被视为学术界的经典。陈寅恪的语言才能特别出众，他精通多种语言，包括梵文、巴利文、波斯文、突厥文、西夏文、英语、法语和德语。这种语言的掌握不仅加深了他的研究深度，也使他能够无障碍地吸收西方和东方的文化精髓。此外，陈寅恪的一生中有两位重要的女性为其事业提供了无声的支持与帮助。这两位女性分别是他的妻子唐筼和他的助手黄萱。她们的背景、经历以及与陈寅恪的关系都有其独特性，这些都在他的学术与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唐筼，出生于1898年，广西人，她的早年生活充满了变迁。她的祖父唐景崧，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曾任台湾巡抚。不幸的是，唐筼的母亲在她出生时因难产去世，她由伯母抚养长大。唐筼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良好的教育，曾担任教师，其学生包括许广平等知名人士。后来通过朋友的介绍，唐筼与陈寅恪相识并结婚，两人都选择了晚婚。婚后，唐筼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全心支持陈寅恪的学术研究。她的身体状况在女儿出生后恶化，心膜炎演变为严重的心脏病。尽管健康状况不佳，她却坚强地承担了家庭的重担，特别是在陈寅恪中年失明、晚年行动不便的时候，唐筼始终不离不弃地照顾他。陈寅恪逝世后，唐筼在处理完丈夫的后事之后，也于1969年去世。另一位对陈寅恪影响深远的女性是黄萱，1910年出生于福建，是中山大学医学院原院长周寿恺的夫人。1951年，她被推荐为陈寅恪的助手。黄萱不仅学识渊博，对国文有着深厚的造诣，而且能深刻理解陈寅恪的思想和学术观点。在她的协助下，陈寅恪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完成了多部重要著作，如《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和《元白诗笺证稿》等，这些作品累计近一百万字。陈寅恪极为赞赏黄萱的帮助，曾公开表示如果没有黄萱的协助，他可能会成为“完全废人”。黄萱的助力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支持。吴宓曾评价陈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而傅斯年更是认为，陈寅恪的学问是三百年来所仅见。梁启超也极力推荐他，认为其著作的价值远超自己所有的作品。

1968年，物理学家钱三强被下放到陕西，一天，他下地干活，转头看到一个女人佝偻着身子打扫厕所，当女人抬起头，他看清女人的脸，悲痛大哭：“你为什么也在这里？” 1914年，何泽慧出生于历史悠久的苏州城，她的家族在《灵石县志》中以其辉煌的历史和显赫的地位载入史册。何家在清朝三百年间共诞生了15位进士，以及无数举人和贡生，其学术传统深厚，家训中有“无何不开科”的豪言。她的父亲是一位有识之士，早年在日本留学，曾就读于梁启超创办的学校，积极从事实业。母亲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翻译家。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中，何泽慧从小培养了深厚的文化素养和科学兴趣。在受到家庭影响的驱动下，何泽慧立志通过学习科学来为中华之崛起贡献力量，她在校成绩常年名列前茅，体现出“少年强则国强”的信念。 1932年，何泽慧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物理系录取，但面临的是一个尚未对女性开放的专业领域。起初，叶企孙系主任基于性别的偏见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因为当时物理系极为重视，限制了女性的入学。何泽慧不屈不挠，多次与叶企孙沟通，最终以她的才华和坚持打动了他，成为物理系首位女性学生。在清华，何泽慧的学习态度极为认真，她常与钱三强等杰出同学争夺学术榜首。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深造，她远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技术物理方向的博士学位，特别是选择了实验弹道学。在德国，何泽慧面对的挑战依旧重重，她再次遭遇到性别和国籍的双重障碍。她直接联系了系主任克里茨教授，坦诚地表达了自己选择这一专业的原因：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希望为祖国造武器。何泽慧的诚意和爱国情感再次打动了他人，克里茨教授破例让她成为了该系第一位女学生，并最终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二战期间，何泽慧因战事滞留德国，难以和家人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她联络在法国深造的老同学钱三强，希望他能帮助通知家人她在德国的安全。通过这一系列的书信交流，两人的关系逐渐加深，从学术伙伴发展到了深厚的情感联系。 20世纪中叶，何泽慧与钱三强在巴黎结婚，那时他们的婚礼聚集了众多学界名人。结婚之后，他们在科学界取得了显著成就，何泽慧特别是在粒子物理领域表现突出。 1948年，何泽慧与钱三强决定放弃在西方的安逸生活，响应祖国的号召，回国参与原子学研究所的建设。回国后，这对科学家夫妇投身于原子能研究，带领团队突破了多个科学难题。何泽慧不仅首次实验观察到正负电子碰撞现象，还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与四分裂现象，并深入研究了原子核乳胶制备过程。这些成就为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9年，在苏联专家撤离后，何泽慧与钱三强决定自力更生，继续推动原子能研究。尽管何泽慧在正式文件上因性别原因被排除在外，她的贡献却是不可忽视的。她的努力帮助中国在短短两年零八个月内先后成功爆炸了原子弹与氢弹，这一速度远超当时的国际水平。尽管在科学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何泽慧和钱三强在不久后分别被迫下放到陕西农村和西安，生活环境极为艰苦。 1968年某一天，钱三强他下地干活，转头看到一个女人佝偻着身子打扫厕所，当女人抬起头，他看清女人的脸，发现是自己的妻子何泽慧，他悲痛大哭：“你为什么也在这里？”然而何泽慧听到之后，却始终坚持她的信念，认为为国家作出贡献是最重要的。这一切结束后，何泽慧并未退休，而是回到北京继续投身于科学研究，并致力于培养新一代科学家。她的教导与精神影响了一批年轻的原子核科学家，这些学生后来成为了中国科学事业的中坚力量。后来1992年，钱三强去世，享年79岁。钱三强去世后，何泽慧依旧居住在五十年代建造的破旧房屋里。即使在她86岁高龄，仍旧坚持每周数次前往高能物理所工作，她从不接受专车接送，而是选择和普通人一样挤公交车。何院士在日常生活中的服饰简单，常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和鞋子，即使去市场买菜，也能看到她平凡的生活状态。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眼中或许平凡无奇，但在科学界，何院士是个传奇。 1950年，她无私地将家族庞大的私宅王式院落捐献给国家，这一行为充分展示了她“少私寡欲”的生活哲学。何院士的成就不仅限于个人荣誉，她深知科技的力量对国家的重要性，始终将科技发展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即便在公众面前，何院士从不过多谈论自己的成就，她曾坚决拒绝在《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大辞典》中为自己立传。她的谦逊和对科研的纯粹追求，使她在科学界内外广受尊敬。在何泽慧院士去世前的几年，尽管年事已高，她仍保持着对科学的热情和严谨态度。她在一次采访中幽默回应记者关于科研发现的问题，显示了她深厚的科学素养和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 2011年，何泽慧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来自孙小军编. 物理学课程思政人物篇[M]. 2022

“我的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到我这儿，三代都是失败者！”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在海南的一次官员饭局上，把一袋“大礼”猛地摔在饭桌上，抛下这句话后转身便走，在场所有人都被惊到了。梁从诫紧紧握着那个沉甸甸的布袋，袋里装着他精心准备、却也积压在心中许久的“礼物”。当他推开饭局的门，海南那温润的空气拂过他的脸庞，却带给他一丝凉意。宴会上，官员们欢声笑语，杯盏交错之声不绝于耳，热闹非凡，仿佛外界都不存在了。可梁从诫的心情却如同饭桌上的灯光，沉重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就在一瞬间，他抬手将布袋狠狠摔在桌上，杯碗碰撞的脆响让喧闹戛然而止，所有人都呆住了。他目光犀利，口中吐出的话语让全场瞬间寂静：“我的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到我这儿，三代都是失败者！”话一说完，他就转身离开，只留下满桌官员满脸的错愕与震惊。这一场饭局背后，是梁从诫对家族光环长期的思考、反思与内心的挣扎。他的祖父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泰斗；父亲梁思成，是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开拓者；母亲林徽因，也是中国文学与建筑界的翘楚。有着如此耀眼的家族背景，梁从诫却感受不到荣耀，只觉得压力巨大且无比孤独。他所说的“失败者”，并非否定父辈们的成就，而是在时代变迁面前，深刻体会到个人力量的渺小与无力。身为梁启超的孙子，梁从诫在“文革”期间被打成“保皇派的孙子”，即便有家族光环的庇佑，也未能逃脱苦难。在他看来，祖父、父亲固然功绩非凡，但他们都未能改变时代的走向。就连自己多年来在环保事业中奋力拼搏，也未能让祖国的山河重新恢复绿意。梁从诫于1932年出生，成长于一个充满思想与艺术氛围的家庭。童年时期，抗日战争的炮火和内战的阴云笼罩着他和家人。尽管家庭地位显赫，但梁从诫的成长之路并不平坦。父母忙于各自的事业，他就在外界的期待与审视下慢慢长大。祖父梁启超一生以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使命；父亲梁思成在古建筑保护和现代建筑学研究上取得了卓越成果，然而在社会动荡之中，这些成果似乎变得无关紧要了。 1950年，梁从诫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历史，可很快就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失去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1958年，他被下放到云南大学任教，随后又被卷入“文革”的政治风暴，被迫放弃学术研究，下放到江西干校劳动。在漫长的政治动荡岁月里，梁从诫渐渐觉得祖父和父亲的理想在时代的洪流中变得那么渺小，自己也无力扛起家族的这份传承。 20世纪80年代，梁从诫辞去公职，投身民间环保事业。 1989年，他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以环保先行者的身份踏上与环境问题作斗争的征程。虽然他领导了诸多环保行动，像川西洪雅天然林保护、滇金丝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反盗猎行动等，但他始终觉得自己的努力难以对抗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官僚体制。他多次公开对环保政策的执行力度表示质疑，甚至在国际论坛上直接质问世界经济巨头：“你们推广的生活方式，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不可挽回的生态灾难，你们打算承担什么责任？” 在这场环保之战中，梁从诫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孤独的战士，处在强权与经济利益的夹缝之中，难以改变局势。特别是在海南的那次官员饭局上，他当众摔下那袋“礼物”，这不仅是对官僚体制不作为的愤怒宣泄，更是对自己多年努力却不见环境好转的无奈之举。他曾为一条江河的污染问题，与地方县长、厂长反复争论，得到的却是对方的推诿和漠视。这些年，类似的事情让他身心俱疲，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也像祖父、父亲一样，空有抱负却难以实现理想。梁从诫和父母的关系一直复杂又微妙。作为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独子，他自幼就承载着极高的期望。林徽因在他小时候带他走遍北平的大街小巷，讲述古建筑的故事，培养他对艺术和历史的热爱。然而，1936年林徽因肺病复发后，家庭生活逐渐困苦，梁思成的工作也越发忙碌。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国家建设与古建筑保护之间艰难抉择，最终没能挽救北京城墙，这让梁从诫在日后多次想起父亲时都深感遗憾。他觉得父亲的理想虽然伟大，但在现实的逼迫下未能实现，这也是他提出“三代失败者”论断的一个原因。梁从诫口中的“失败者”，不只是个人的失败，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家国情怀未得到圆满实现。这三代人都努力尝试改变社会、保护文化与自然，可他们的努力最终在历史的大潮中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梁启超没能在戊戌变法中挽救清朝，梁思成未能在新中国建设中保住古建筑，梁从诫自己也未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中拯救环境。但这真的就是失败吗？当我们回顾梁从诫的环保事业时，会发现他其实是那个时代最坚定有力的声音之一。他始终用自己质朴的行动和信念，在中国的环保事业上留下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即便在外界眼里他可能是个“失败者”，但他却为后世树立了坚持与奉献的典范。#历史#

民国十大先生，你知道几个？导读 “古者称师曰先生，”但在世人的评判标准里，并非所有的教师，都配称“先生”。晚清至民国初年，在遭受外族入侵、国破家亡、政治腐败、军阀割据的时代，却诞生了几十位学贯中西的大师。他们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学问自由，莫不是时代的榜样。他们宛如一座座顽强的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01 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先生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法令——《大学令》。任北大校长时，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延揽人才的教育体系，奠定了中国大学的根基。在他看来，大学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无论是革命派的陈独秀，还是留辫子的辜鸿铭，只要有专长，都能到他的大学里教书。当年，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但校长蔡元培绝无门户之见。于是,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名师阵容。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也有主张恢复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而提倡“情人制”、“外婚制”的“性博士”张竞生，也没被封建卫道士的唾沫淹死。他还曾想用美育来代替宗教，还能“大学者编小课本”。 02 胡适：儒雅之河，静水流深胡适先生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对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都颇有研究。相比鲁迅，胡适温文尔雅、待人和善，他甚至能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曾写信劝说周氏兄弟：“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少年朋友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令人惋惜的。”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他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这本杂志，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坚持使用白话文和白话诗，无论遭多少人骂，他照样去做。他用理性的、温和的方式，开出了一条天地相通的大道。 03 马相伯：倾囊复旦，助力东方马相伯，中国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杰出教育家蔡元培、民国高官于右任、邵力子为其弟子。马先生对复旦情深意重，晚年还募款十万元助复旦购得固定校址。在他百岁时，上海时尚杂志《良友》登出他的肖像，国共领袖同声道贺，而他梦里不知身是客，喊着杀敌，客死异乡（注：抗战时期，马相伯原拟经越南入滇蜀，因病留居越南，后因病势加剧，溘然长逝）。他在病重时，忧国忧时之情更深。他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马相伯逝世后，其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一代名联。 04 张伯苓：一户南开，教育救国张伯苓，原名寿春，字伯苓。张先生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回国，即筹办南开大学，又创南开女子中学，后办实验小学，在抗战前即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40余年，培养英才无数。他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蒋介石敬重他，抗战最艰难时依然资助办学，败退台湾时留下飞机待他南渡，张伯苓却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05 梅贻琦：八年寒梅，一生风骨梅贻琦，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梅贻琦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梅贻琦奠定了清华的校格，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的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梅贻琦先生瘦得风骨，默得儒雅。赴美后，他一直紧攥着“庚子赔款”的钱袋子，甘于自我拮据。实际上，即便当年执掌西南联大，太太为了补贴家用，也要做饼去卖。 06 竺可桢：风云难测，守拙气象竺可桢，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竺可桢先生是气象学者，1936年危难之际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对他的人生而言是一次意外拐弯，却拐出一片别样的风景。在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13年之中，浙大从原来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的规模，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5个系（最多时达30个系）、10个研究所，教授也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千余人。从浙大毕业的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后来成为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 07 晏阳初：平民教育，播梦全球晏阳初，四川巴中人，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早期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抗战初，晏阳初辅政湖南，先把冗官裁了一多半，民主选举出一些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使湖南成为抗日中坚。 08 陶行知：知行造字，大地知晓陶行知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细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创新犹如一根金钱，贯串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各个部分。创新在这里指革除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旧”，创立与社会、历史进步相符的“新”。创新还具有打破偶像，破除迷信，挣脱教条的束缚，从僵化习惯性思维中走出来的含义。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创新，也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他针对旧教育把培养“人上人”作为目标的现象，指出新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早在他创办南京安徽公学时就为这所学校提出三个教育目标：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世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陶行知先生做事就是四个字：身体力行。他不畏官、不怕穷、不惧难，他喜欢孩子、喜欢顺口溜、喜欢学校，他知道学校能消灭监狱，知识能抗衡独裁，行动能打破专制。而他还能用“知”和“行”造字，再把这个字身体力行地用到自己身上。 09 梁漱溟：人生辩论，诤言高远 100年前的北平，四位志趣相投的少年，把盏理想后立意：以后不互称大哥二哥，各以短处总结一字相呼，以资警惕。梁姓同学得名“傲”，演绎了独具风格的一生，尤其因他建国后与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一次公开辩论，更被载入史册。梁漱溟先生很早就做乡村建设实验，发动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争取自身的利益，倡导“伦理本分，职业分途”，融汇西方现代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优点。时光是终裁法官，以细节和大节，印证了他傲得正。 10 陈寅恪：暗夜秉烛，自由为上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陈先生治学，如暗夜秉烛，喧嚣白昼之后的盲者，午夜抚史，端坐旧藤椅，目光如炬，洞彻史实和现实。好友王国维自杀时，陈寅恪仿佛也死过一回，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活下来。 “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其中不乏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2024华为新品发布会# #热点引擎计划# #2024苹果秋季发布会# #动态连更挑战#

1904年，22岁的蔡锷迎娶29岁的刘长姑，怎料花轿临门，新娘誓死不嫁。蔡锷下不了台时，一名女子站了出来：“我嫁。”婚后7年，蔡锷成为省长，婚后11年，蔡锷成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1904年，一场注定风光的婚礼，迎亲队伍已经浩浩荡荡地到了新娘门前，新郎蔡锷满怀期待。然而，新娘刘长姑却突然誓死不肯出嫁，这在当时可是件丢脸的大事。蔡锷，一位22岁的青年，面对这样的局面，他该怎么办？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刘长姑的妹妹刘森英突然站了出来，说：“我嫁！”事情就这样戏剧性地发展下去。为什么刘长姑不愿意嫁给未来的名将蔡锷？而刘森英又为何愿意替姐姐嫁给他呢？蔡锷，原名蔡良寅，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的一个贫寒家庭。他的父亲蔡正陵是一名小商贩，靠卖豆腐维持生计。幼时的蔡锷便表现出过人的聪慧，正是这份聪明，改变了他的一生。当时的刘家是当地望族，刘辉阁一眼看中年幼的蔡锷，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于是，刘辉阁提出与蔡家定下一门娃娃亲，打算将自己年长11岁的侄女刘长姑许配给蔡锷。为了培养这个未来的女婿，刘家还资助蔡锷读书，甚至将他送到私塾学习。对蔡锷来说，这段婚约并非浪漫的开始，而是命运的一部分。由于刘家的支持，蔡锷得以顺利完成学业，甚至后来还远赴日本留学，学习军事，走上了成为名将的道路。然而，随着蔡锷留学归来，刘长姑却一直心生抗拒。她觉得蔡锷出身寒门，配不上自己这样的大户小姐。更何况，她比蔡锷大了整整7岁，年龄的差距让她觉得不可能有幸福的婚姻。于是，在婚礼当天，刘长姑誓死不肯上花轿。她的坚决让刘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迎亲队伍已到，锣鼓喧天，可新娘却不肯出门。蔡锷作为新郎，无法强求，但也无从下台。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声音打破了僵局。刘长姑的妹妹刘森英站了出来，替姐姐做出了决定：“我嫁！”她主动披上嫁衣，盖上红盖头，毅然嫁给蔡锷。她的这一举动不仅拯救了婚礼，也让这段婚姻有了一个意外的开始。刘森英的决定并非冲动之举。她不似姐姐那般在乎家世门第，更看重蔡锷的才华与品德。她愿意牺牲自己，成就这段婚约，既是为了家庭的体面，也是出于对蔡锷未来的信心。蔡锷深受感动。他为刘森英取名为“刘侠贞”，以表彰她的忠诚与侠义。这段婚姻虽然没有以传统的方式开始，却奠定了他们彼此尊重的基础。婚后，蔡锷的事业如日中天。他从小聪慧好学，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年轻时便考取秀才，之后一路奋斗，通过学术和军事崭露头角。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深受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的影响，坚定了以军事救国的信念。回国后，蔡锷很快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辛亥革命期间，他率领昆明起义，成功推翻了云南的清朝统治，随后被推举为云南都督。在他与刘侠贞成婚后的第七年，蔡锷已经成为云南省的最高长官。这个从湖南贫苦家庭走出来的青年，凭借自己的聪慧和努力，终于在政坛上占据一席之地。但蔡锷的传奇故事并未就此结束。1915年，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蔡锷毅然决然反对，并领导了护国战争。作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他带领军队对抗袁世凯的称帝野心，捍卫了共和体制。那一年，正是他与刘侠贞结婚后的第11年。护国战争让蔡锷名震全国，成为了“护国军神”。然而，英雄难挡病魔。蔡锷在多年的戎马生活中，积劳成疾，患上了喉疾。他曾多次在战斗中带病指挥，最终因病重赴日本治疗。 1916年，年仅34岁的蔡锷在日本因病去世。这一噩耗传回国内，举国同悲。孙中山为他亲撰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蔡锷的去世，不仅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也让无数人为之惋惜。蔡锷的一生，短暂而辉煌。他从一个农家子弟，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努力，成为了护国英雄。他的早逝虽令人遗憾，但他的功绩与精神却影响深远。从一个寒门学子到护国英雄，蔡锷的传奇人生有许多不可预料的转折。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他与刘家的婚约，是刘侠贞替姐出嫁的侠义之举，更是蔡锷自己对国家、对事业的无私奉献。蔡锷的人生告诉我们，出身与命运并不能决定一切。只要怀有坚定的信念与不屈的努力，普通人也能书写不凡的篇章。

胡适痛批中国麻将：哪一个长进的民族，肯这样葬送精力和光阴？中国作为一个五千年历史悠久的国度，随着时间的发展，也流传了许多娱乐的活动。为了释放自身的压力，寻找生活的乐趣，听书、喝茶、读书、看报……也逐渐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当然，好的娱乐方式，可以增加人见识与舒适度。然而，事物往往都是拥有两个方面。有好便也会出现坏，当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将自己的精力过度放到满足欲望与快乐时，就会出现另一种“玩物丧志”的情况。麻将，便是中国所独有的一种娱乐方式，十几张牌的排列组合，让它输赢的概率，成为了一种不可预测的情况。正因为这种不可预测，到如今的中国，依旧有极其庞大的群体沉迷于这种娱乐方式之中。然而胡适却痛批中国麻将：哪一个长进的民族，肯这样葬送精力和光阴？麻将起源于中国，原本是富贵的皇亲国戚才会的游戏。而它与当今模式相仿，是在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期形成的。到了20世纪初期，麻将成为了十分风靡的活动。无数人既喜爱打牌，又痛恨麻将。但普通的平民百姓，也只能单单从规避并只流于表面。其实，不仅仅普通人会痛恨麻将，无数的文豪也曾经沉迷于麻将。梁启超可以为了打麻将，拒绝学术界好友的演讲邀请，在胡适的日记里，麻将成为了高频出现的词眼。 20世纪初的中国，并没有人人都像文豪一般将自己的生活过得十分充实。普遍的国民仅仅受到非常基本的教育，可能识字都寥寥无几。但每个地区都会看见鸦片馆、麻将馆，每个馆内的客人，皆神情呆滞而又麻木，他们说不出自己的理想，单纯来打麻将或者抽鸦片来虚无的度过每一天。也正是这种“盛况”的出现，胡适将麻将列入了危害中国发展的“第四大害”，甚至指定它是造成中西方差异的罪魁祸首。随着电视剧的《觉醒年代》的热播，胡适先生又进入了大众视野之中，本着“君子和而不同”的胡适先生，可以说“未闻其人，先闻其声”。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文豪，清朝还未结束，刚刚成年的胡适便踏上了留学之路，他没有选择临近的日本，也没有选择苏俄，而是远赴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自此之后，他走向了世界的哲学前沿。 1927年，胡适先生凭借《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成名，成为了此刻众多青年之中的领军人物。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胡适不仅仅单纯在文字中具有独特的魅力，还在游历欧、美、日等国，写出了《漫游的感想》。如果有幸拜读他的这些文字，会发现胡适先生会大肆地赞扬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发达，并将此结果归功于西方民族的勤奋与好学，他们并没有荒废自己的时光，而是很高效的利用自己的时间。胡适先生称美国是“摩托车的国度”，日本是“灯光之下，尽是读书的少年人”，“满街都是要去上学的儿童”。说到国戏，胡适指出英国国戏为“板球”，美国国戏为“棒球”，日本国戏为“相扑”，唯有中国并不以运动为国戏，他认为中国的国戏为“麻将”，男男女女，三五成群，在无事之时，将打麻将作为自己的一种“事业”。与他所见的国外相比，胡适认为中国人是“不长进”的民族，并将打麻将列入损害中国的一种娱乐方式，其中早已定论的三大害是“鸦片、八股文、裹小脚”。对此，胡适先生本着“多干实事”的思维，认为中国在大范围地沉浸于打麻将娱乐之中，将自己有限而宝贵的精力浪费在无用的事情之中，麻将是导致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阅读了胡适的文章，通篇都体现了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情，忧国忧民之情。而这位痛批麻将的大文豪，其实也是一个“麻将瘾少年”。他的日记里曾这么记录自己的美国留学生活，周一注册学籍并打牌，周二上化学课并打牌，周三上课并打牌……基本上每天都沉浸在打麻将之中。但，这是不是推翻了胡适先生的本人的文章？从胡适先生的成就之中来看，实事并非如此。他并没有终日将自己的时间投入到打麻将之中，并荒废自己的学业。除了打牌之外，胡适先生还读了圣经、学习了拉丁文、读了古诗词、写了自己的文章…… 正是曾经沉浸过，所以胡适先生对于麻将的危害领悟是更深的。虽然赴美留学初期的胡适，有一些像飞出牢笼的鸟，完全地放飞了自我。可是，他并没有荒废自己的学业。学习与娱乐相伴而行，化学考试不仅考取了满分，数学演算也是优秀的水平。如果我们将胡适先生《漫游的感想》里的麻将，更加的理念化。具像化的麻将，实则是当时中国人过于安逸，安于现状而不思进取。他所痛批的更是当时死气沉沉的社会氛围。他认为中华民族应该发扬民族精神，爱国主义为核心，勤劳勇敢，将自己落后于西方的短板补充上，让中华民族站起来，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格局。胡适先生的这种理念，不仅仅适用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同时也十分适用于当代青年，物质生活极为丰富的今天，更要居安思危，抛弃自己安于现状的安逸，不断奋进，精进自己，从而为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

遍地康有为，不见谭嗣同 1875年，年仅5岁的光绪成为了大清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年幼的他甚至还需要太监抱着，才能坐上那高高在上的龙椅。而慈禧和慈安太后，则成为了大清朝的实际掌权人。这一年，十岁的谭嗣同深受王夫之思想的影响，初次得到了爱国主义启蒙。而17岁的康有为还在做着科考的准备。四书五经、仁义礼智信，此时的他们都不知道，真正能改变世界格局的可不能靠这些儒学思想。在接受西方思想开悟这件事上，康有为明显走在了众人的前面。他率先意识到传统文化学术无法救国，便对西方的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是光绪五年，即1879年，足足比谭嗣同的顿悟早了9年。也就是在这一年，是康有为人生第一次踏上香港的土地，便给了他极大震撼。 1889年，19岁的光绪终于可以亲政了，前提是必须迎娶慈禧太后的侄女，即后来的隆裕皇后。而所谓的亲政其实还是脱离不了慈禧的束缚，年轻的小皇帝想放开拳脚，势必要与慈禧太后的利益集团发生对冲。光绪是认同西方文明的，尤其是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印象深刻。就在他亲政的第二年，便萌发了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来改变清朝积弱局面的想法。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从光绪皇帝到康有为、谭嗣同等人都大受刺激。主战的光绪皇帝几番拖延，最终还是在慈禧的压力下，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在光绪亲政的前一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考试，并且第一次上书光绪，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当然，这一次以失败告终。 1895年，李鸿章签下了《马关条约》，直接激起了广大爱国人士的一腔愤慨。当时，康有为本就在京城准备应试，便联合18省的举人联名请愿，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谭嗣同也在其中。这之后，康有为呈上了第三封奏疏，这一次，压抑着屈辱、愤懑和怒火的光绪皇帝看到了曙光。就在康有为积极劝说光绪变法的同时，谭嗣同也结交了一位重要的朋友，他就是康有为的爱徒梁启超。变法开始前，康有为与梁启超共同组织了保国会，而谭嗣同也逐步成长为了维新运动的激进派。 1898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戊戌变法开始了。它被称为“百日维新”，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康有为等人经受着各方打击，即便他们身后有光绪的支持，依然无法与守旧派相抗衡。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无情地发起了一生中的第三次政变——戊戌政变。在痛骂了光绪后，便将光绪幽禁了。此后，慈禧又以雷霆手段封锁了北京各大城门，并派出3000精兵强将围捕维新派。这时，康有为和谭嗣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谭嗣同选择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去做这变法流血的第一人。这是他为变法所做的最后的反抗。谭嗣同本可以逃过一难，可他定要用死亡为世人敲响警钟。慈禧太后恨他入骨，刽子手使用的武器也从利刃换为钝刀，以至于在被砍了三十多刀后，谭嗣同才咽气。就义之时，谭嗣同不过33岁。谭嗣同等人选择了为正义献身，而康有为则脚底抹油跑路了。一路逃到了日本，他出去躲一躲风头，计划东山再起。康有为的想法很明确，慈禧不可能活得过他，等到慈禧一死，他就可以继续联合皇帝进行变法。而为今之计，则是为了变法积攒力量。于是，康有为便过上了多国流窜的生活。这笔钱很快就花光了，为了解决手头的问题，康有为便打着维新变法的名义，向各国华侨筹款。于是，各国华侨纷纷捐款，康有为的手里又有钱了。但他没有拿着这笔钱去投入到变法事业上，康有为眼看回国无望，便将这笔钱用在和吃喝玩乐上。同时，康有为借着自己在国内维新变法所积攒的好名声在国外的华人聚集地大肆开办演讲，演讲的主要目的却是为了接受爱国华人的募捐，用募捐得来的钱继续去别的国家招摇撞骗，在骗钱的同时沽名钓誉，吸引了很多爱国女青年，康有为有四房姨太都是这样“骗”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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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清朝学术史见解是什么？_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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